英国为何“脱欧”？

威权主义为何回光返照？

“强力领导人”为何备受追捧？

特朗普为何能呼风唤雨？

为何27个国家的民主受挫？

波兰、匈牙利和以色列为何倒行逆施？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试图用一篇文章回答上述问题。斯蒂芬·沃尔特师承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新现实主义开创者肯尼斯·华尔兹。这篇文章流露出知识精英的焦虑和对世界结构脆弱的悲哀。这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知识界不能没有准备和无所作为地面对坠落的世界，但似乎世界很少关心学者们的担心，它依然走自己险恶的路。

还是在1990年代时，不少聪明、认真的人都相信自由主义政治秩序是未来之潮流，必然在全球大行其道。美国及其民主盟友先是击败法西斯主义，随后压倒共产主义，似乎人类已接近“历史的终结”。欧盟像一个共享主权的大胆实验，它让欧洲几乎远离战火。事实上，许多欧洲人认为融合了民主体制、统一市场、法治以及开放边界的欧洲，其“文明的力量”至少可以与美国的“硬实力”媲美。美国则承诺要“扩大民主的地盘，摆脱令人憎恶的独裁者，巩固“民主和平”，以迎来友好、持久稳定的世界秩序。

人们可能已注意到，1990年代令人兴奋的乐观主义已被越来越强烈的对现有自由秩序的悲观情绪取代。《纽约时报》的罗杰·科恩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分裂的力量正在聚集”，“战后世界的根基......在颤抖”。世界经济论坛4月份的一份白皮书警告说，自由世界的秩序“遭到强大的威权政府和反自由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运动等各种力量的挑战。”而在《纽约》杂志上，安德鲁·沙利文警告说，美国因“过于民主”而受到损害。？

这种担心可以理解。在俄罗斯、中国、印度、土耳其、埃及，甚至在美国，都可以看到，要么威权主义回光返照，要么人们期望“强力领导人”上台，以大胆行动横扫民众的不满。民主问题专家拉里·戴蒙德指出，“2000年至2015年期间，27个国家的民主受挫”，与此同时“许多现有的独裁政权变得更封闭、不透明，更不待见它们的国民。”英国已经投票脱欧；波兰、匈牙利和以色列在倒行逆施；美国两大政党之一准备提名一个公然唾弃宽容——这一自由社会核心价值的人为总统候选人，他的言辞充斥着种族主义和毫无根据的阴谋论，他甚至质疑司法独立的理念。对于我们这些坚守自由主义理念的人来说，这些日子并不好受。

我可能是从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但形势的发展让我极不乐观。如罗伯特·吉尔平所言，“如果非要说的话，我视自己为现实世界中的一名自由主义者。”我的意思是，我崇尚自由社会的优点，并因生活于其中而感激。我认为，如果自由主义的制度和价值观被更多人接受，甚至在全球普及，世界会变得更美好。（我深深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尤其是用军事力量，来加快这一进程。但那是另一回事）。因此，如果自由主义者最初的愿景已经达成，那是我所乐见的。但事实上并没有。探究其原因是很重要的。

首先，自由主义的捍卫者兜售自由主义过了头。在他们看来，如果独裁者不断倒台，更多的国家举行自由选举，捍卫言论自由，实行法治，并接受市场自由竞争，加入欧盟和/或北约，那将形成一个巨大的“和平区”，实现更大范围的繁荣，任何挥之不去的政治分歧将在自由秩序的框架内很容易地得到解决。

但事情没有那么顺利，自由社会某些群体实际上在此过程中被伤害，产生一定程度的反弹。而且，许多国家的自由派精英与一些重大失误脱不了干系，例如创立欧元、入侵伊拉克、试图帮扶阿富汗，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诸如此类的失误，破坏了后冷战时期秩序的合法性，为非民主力量大开方便之门。一部分人因此容易受到排外主义者（本土保守主义）的煽动。

推广自由世界秩序的努力也面临着可预见的反对。伊朗和叙利亚试图阻挠美国，这不足为奇，因为布什政府曾表明这些国家在美国军事打击名单上。同样，难道发现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认为西方传播“自由”价值观的做法具有威胁性，或采取各种方式来阻止的原因很难吗？

自由主义者或许忘了，一个成功的自由社会，单有形式上的民主制度远远不够。它们还取决于对深植于自由社会的价值观——尤其是对宽容广泛、深入的承诺。

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几个地方的事件表明，起草宪法组建政党并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并不会带来真正的自由秩序，除非社会中的个体和团体也都拥抱自由主义的重要规则。这种文化和规则无法一晚上就深入人心，也无法从外部灌输。当然也无法通过无人机或特种部队来强加于人。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冷战后自由主义者低估了民族主义及其他形式的本土意识，如宗派主义、种族、部落纽带的作用。他们认为，这些老的观念行将消失，仅限于非政治性的文化表现形式，或是在精心设计的民主制度内巧妙地得到平衡和管理。

但事实证明，相比自由主义者定义的“自由”，许多地方许多人更关心国家认同、历史恩怨、领土符号和传统的文化价值。如果说（英国）脱欧投票告诉了我们什么，那就是，一些（主要是年纪更大的）选民（在他们感受到后果之前）更容易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他们的选择并非纯粹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

我们可能会认为自由主义的价值普遍有效，但它有时会被其他价值压倒（此处没有双关语意）。在社会变革加剧且不可预知时，传统的情绪会盛行，特别是当单一种族社会被迫在短时间内吸收背景不同的人。自由主义者可以竭力说明宽容的重要性和多元文化的好处（我正好同意他们的观点），但现实是，在一个单一政体内进行文化融合从来不容易，也不会一帆风顺。由此产生的紧绷让捍卫“传统”价值观（或“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如鱼得水。怀旧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但它仍然是一种可怕的政治伎俩。

最重要的是，时至今日自由社会深陷麻烦，很容易被群体或个体劫持，他们正是利用了自由社会的根基——自由。唐纳德·特朗普过去一年已经证明，（和让-玛丽·勒庞、雷杰普·埃尔多安、威尔德斯以及其他政治企业家如出一辙），不坚守自由主义原则的领导人或运动利用开放社会的原则，吸引普罗大众追随者。而并没有一种民主秩序会令这种努力必然失败。

在内心深处，我觉得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和欧洲如此多的人都在拼命试图让山姆大叔留在欧洲。这并非是因为担心一个衰落但咄咄逼人的俄罗斯；这表明了他们对欧洲本身的担心。自由主义者希望欧洲保持和平、宽容、民主，嵌入欧盟框架内，他们希望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最终成为欧洲民主圈的成员。但在内心深处，他们不相信欧洲人能做好这一切，他们担心如果作为调停者的美国离开，情况会越来越糟糕。

尽管自由主义有种种优点，但其捍卫者难以消除一种怀疑论：它的欧洲版本如此虚弱，以至于需要美国的无限支持。谁知道呢？也许他们是对的。除非你认为美国有无限的资源和完全的意愿来保护其他富国，否则问题将是：为了保护欧洲秩序，自由主义者准备在其他哪些全球优先事务上做出牺牲？

（作者斯蒂芬·沃尔特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文章转自凤凰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