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是最好的时刻，也是最坏的时刻

中日两国关系正处在最艰难的时刻，特别是近年中日两国因南海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外交冲突。就在上个月，中国还就日本在科威特总理访日期间对南海问题的发言大为不满，新华社罕见发出《九问》质疑日本外交的操守。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5月16日例行记者会上更是以严厉的态度斥责日本，“我们注意到近期日本外交正衍生出一个新的产业，即生产「添加剂」，将其放到别国的表态中。这种「添加剂」以假话作为产品原料，以杜撰作为制作手段，以混淆视听作为生产目的，但因为缺失了最重要的成分——诚信，这种“添加剂”终归只能以伪劣产品论处，贻笑大方。”

可见两国官方围绕着一系列具体问题在国际上交锋不断，高层交往坚冰难融。但与之相对应的是，民间交流热络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2015年全年，中国赴日旅客数量达499万人，比2010年增长了2倍以上。不过，另人遗憾的是，这却是中国单方面的热情，日本赴华游客数量连续三年下滑，日本媒体上“黑”中国的段子也越来越多。与中国国民对日了解的渠道多元不同，日本国民仍以传统媒体为接受信息的主要载体，电视上放什么，就信什么。特别是安倍上台之后，加大了对媒体的控制，作为政治权力的“第四极”日本媒体正沦为自民党的喉舌。这也加大了日本民间对中国的认知的错觉，使原本可以出现的转机，变得愈发迟钝。

如果说日本普通民众的对华认知仍存在错觉，但是日本的精英阶层、财阀大佬们却对当前的中日关系与形势有着惊人的判断力与行动力。

2015年1月，在两国关系暗云密布之时，日本老牌财阀伊藤忠商事联合东南亚华人财团正大集团出资100亿美元，在香港市场上收购中信集团20%的股份，创出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最高纪录。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此项收购案还惊动了中国高层，因为中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即民间资本对国有企业的出资不得超过30%。而当时中信约20%股权已由民间资本掌握，股权转让上限为10%，而伊藤忠的计划将突破这一上限，致使收购计划一度受挫。李克强总理接报后，即批示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名义特行批准。2016年6月，又传出伊藤忠将与中信集团联手推进油气资源的开发。伊藤忠加紧对华投资，既是为了应对自身业绩下降的风险，也是中国国企与日本财阀、东南亚财团的携手共赢的最好体现。

同时，就在今年6月26日，一则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将成为亚投行(AIIB)顾问的消息喧嚣尘上，致使不少日本媒体都将此事冠以了中国“离间美日”的标题。6月28日，鸠山在接受凤凰卫视的专访时表示，亚投行已经得到世界很多国家认可，日本不加入亚投行会被孤立。当然，值得注意的是，鸠山在这件事上虽表明了态度，但仍未决定是否就任。

伊藤忠商事的行为很好理解，商人无国界，只寻求利润最高的地方。但如何理解鸠山的表态？作为一个政治家，并且是前首相，政治表态极具象征作用。在日本这么一个讲究立场的国家(安冨歩，2012)，讲究集体一致的国家，鸠山由纪夫的举动无疑是“逆潮流”而动，违背了安倍政权“联美抗华”的外交大方向。其意图究竟为何？是个人行为还是国家暗示？

日本这种既向美国讨好，又暗中以另一种面孔对待中国的行为，使笔者不禁想到了“对冲”。

2、日本的战略对冲

“对冲”用俗语来说就是两边下注，以规避风险。美国学者Eric Heginbotbam与RJ Samuels在02年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日本的双重对冲》(Japan's Dual Hedge)的文章，首次将对冲的概念引入日本战略的讨论之中。后，Samuels在2007年出版的Securing Japan：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中译版于2010年发行)中更加详细的论述了这一概念，将对冲的概念从战术的手段直接提升为一种大战略。Samuels认为日本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与对抗是有所取舍的，并始终贯彻了对冲的思想，“日本会在安全层面不断强化美日同盟，强化军事力量，降低面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并减少被美国抛弃的可能；同时，在经济层面积极接触中国，降低中日全面对抗的风险，使经济利益最大化。”

客观地说，日本当前的战略行为是符合Samuels的预期的，也符合日本一贯的行事方针。

从长历史周期来看，这种对冲的行为也并非是现代的产物，而是自古以来长期存在的一种日本式生存方式。仅以今年日本大河剧《真田丸》的主角真田幸村的父亲为例。因其父真田昌幸不断地背弃盟约，投强者，而被当时的人称为“表里不一之人”(日语：表裏比興の者)。在1600年决定日本政权更替(从丰臣政权转向德川幕府)的关原之战中，真田昌幸为保存真田家族的领地。将长子真田幸之派往德川家(东军)，自己与次子真田幸村一起帮助丰田家(西军)。这样不管是丰田家还是德川家任何一家胜利，他的领地都能保存。果不其然，在1600年的关原之战中，效忠丰臣的西军战败，德川家康取得了胜利。真田的领地先是被德川家康没收，而后再以战功的形式还给了他的长子真田幸之。对真田家族来说，家族的领地也就是转了一下手，所有权从父亲的手里转到了儿子的手中，土地还是真田家的，并未发生质的转变。真田昌幸通过“对冲”，成功实现了风险最小化，保全了自己家族的利益。

在决定政权转向的1600年，这么做的并不只有真田家，而是日本所有大名(豪族)的一种集体选择。即便是丰臣政权自己的家族，丰臣秀吉的正室高台院亦劝其兄木下家定，暗通德川家，为木下家族留下了一丝血脉(丰臣秀吉原名木下藤吉郎。虽与秀吉无血缘关系，但是家名得以保全)。

近代，在抗日战争中，即便日本发表近卫声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外交对手。但是，私下的暗通款曲亦是不少。

对日本来说并不存在绝对立场，只有绝对的利益。言语上的理想主义掩盖不了实质上的现实主义外交策略。

3、鸠山的角色

鸠山由纪夫自从首相位置上退下之后，便一直在日本国内政坛饱受争议，充当着反对派的角色，与55体制下的社会党类似。但在国际上，鸠山由纪夫在外交中一直充当着“和平鸽”的角色，使他看上去特别不和群，特别是一直站在日美同盟的对立面。此次与中国AIIB的“合作”暂且不论，即便是在2012年他访问伊朗，亦被日本媒体斥责为“大失态”(中央公论，2012.6)，是损害国家利益的愚蠢行为(读卖新闻，2012.4)。

台面上的“道貌岸然”，台下自有第二条渠道对外联系，以对冲战略风险。这种行为其实也一直贯穿在日本整个外交史之中，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日本对苏的重光葵外交，还是70年代的对华复交，皆是从“非主流”在依据形势的变化再变为“主流”，当然起决定性因素的仍是美国。美国仍然控制了日本外交“台面上”的渠道，但是“地下的管道”沟通日本亦从不放弃。

日本始终对美国怀有戒心，又极其害怕被美国抛弃。对日本来说，美国的越顶外交是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美国与伊朗和解后的日本对伊朗外交是一个绝佳案例。若是没有鸠山以前首相的身份赴伊朗，展示“亲伊朗”的姿态，则今天的日本对伊朗外交完全会呈现出另一种状态。

2012年恰逢美伊围绕伊朗核问题谈判的关键时刻，美伊关系一度恶化。美国用“震网”病毒瘫痪伊朗核设施的新闻被曝光也是在这个时候。此时，鸠山由纪夫的访伊就显得相当微妙。一方面日本政府向美国表态，决定站在国际社会主流(美国)一边。另一方面，鸠山以前首相的姿态访问伊朗，给伊朗吃“定心丸”。这就是日本在中东进行战略对冲的体现。

可以想象，如无鸠山为代表的“私下渠道”的努力，日本想要介入伊朗的油田开发，亦会更加困难；同时，岸田雄文在今年2月前往伊朗签署双边投资协议也不会如此顺利，进展如此之快；而且，伊朗总统也不会再三向日本暗示伊朗与日本的“特殊关系”。

4、总结：合作的前提

战略对冲是日本自古历来的一种生存方式，其“运用之妙”存乎日本之心。在日本外交主轴为美国的前提下，日本貌似主体性缺失，但仍“小动作”不断，既时刻警惕被美国抛弃，又坚决将自身与美国捆绑在一起。这看似矛盾，实则仍不断权衡自身利益，以求优势的最大化。

正如德川家康在丰臣政权所做的那样，一方面向丰臣秀赖(秀吉之子)表忠心，一方面挖丰臣氏的墙角，乘其虚弱而自立，取而代之。在现代外交中，日本无法取代美国，亦无击败中国之实力，唯有对冲以求全，亦求在两强之间寻找一条独立的道路。日美矛盾的根本仍是占领与反占领的矛盾。日本的战略对冲、修改宪法皆为实现日本真正之独立的手段，即成为日人所谓的普通国家。

照着这个思路，日本现在与美合作，强化日美同盟，则是寄希望于获得美国认同，在同盟的框架内实现法理上的独立(修宪)。日本制造对华攻击的态势，是为制造紧张感，以强化自身作为盟友的作用，以提高自身存在感。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完全与中国撕破脸，造成与中国的全面对抗，从而增加被卷入中美全面对抗的风险之中。鸠山对AIIB的表态亦是此意。安倍在明，紧跟美国。鸠山在暗，亦不放弃中国。日本的门阀(因日本世袭政治家众多，颇似魏晋的门阀士族，故称之)唱着双簧小调，想营造一种可控的安全困境，从而使自身在这种安全困境中左右逢源，获得利益的最大化。

然而悖论在于，在现实主义理论下安全困境无解。奈何中国人有智慧，已有破解安全困境的方法，即是无视安全困境，从旁绕过，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现阶段唯有稳定的中美关系，才有稳定的中日关系的可能，才会消弭日本战略对冲的负面影响。因为安全困境的构造机理在于中美的竞争性关系之上，这样也日本战略对冲存在的基础。若中美竞争关系得以消弭，则无法建立对冲。日本再想保持自身的存在感，唯有选择与中国合作。

其次，中日关系的症结仍在于两国认知中的错觉。中国发展太快，只用了一代人便从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第二的强国。以至于无论是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没有完全做好心理准备。一方面，日本民众仍低估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崩溃论喧嚣尘上；另一方面，中国民间亦高估日本的军事潜力，军国主义复苏论不绝于耳。这种心理层面的症结也唯有时间才能得以消弭。在时间流逝的同时，不断地发展自己。发展才是硬道理，可以预见，若中日两国相对实力的差距不断加大，日本也必然会正确认知这种差距，并认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与不可替代性。中国必然会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市场，这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就像伊藤忠商事已经在做的，鸠山所表态的那样，孤立在中国市场之外绝非日本之幸。

中日合作的前提依赖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与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日本财界終将选择与中国的合作，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亦是如此，笔者在与某中小商社的聊天中，得知这家商社原先是做中东业务的，现在准备在上海开设分店，缘何？唯市场尔。当大财团与小金主都认识到中国重要性之时，财阀自然会对日本政治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做出转变。同时，当中美关系良好，则美国亦会对日施压。内外压力之下，政治偏好转型，则中日合作可期。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文章转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