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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志强:G20杭州峰会的机遇、期待与挑战
发表时间:2016-05-26 17:33 来源:国际网
由于G20峰会议题与目标连续性的要求,往届峰会特别是上届安塔利亚峰会的有关议程势必将延续至G20杭州峰会,中国必须继续推动往届峰会达成的有关共识的落实,这无形中对中国提出新的治理举措与推动取得更大成果带来了一定制约。而且,G20还面临着地缘政治、反恐与难民危机等非经济问题日益严重的冲击。这些问题往往涉及复杂的利益冲突与力量博弈,由于存在明显的目标与政策分歧,不仅难以凝聚起共识,反而有可能增加分歧和对抗,不利于合作实现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目标,也将削弱G20的全球地位与治理效力。从往届G20峰会的经验来看,往往是提出的政策和倡议众多,但贯彻落实困难,实施效果难以令人满意,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力促落实有关承诺与倡议。

2016年G20杭州峰会正向我们快步走来,此次峰会势将开辟中国引领和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时代。当前世界面临的经济风险与挑战更加艰巨,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经济出现重大不确定性,而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依然步履维艰。在中国经济影响力急剧扩展和迈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时期,中国主办G20杭州峰会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期待,其中同时蕴含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崛起的新机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G20由部长级会议升级为首脑峰会,成功应对了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日益发挥核心作用。G20将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世界大国纳入到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圈,经济上具有巨大影响力,政治上具有广泛代表性,站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制高点和最前沿,发挥着全球经济治理的规则制定者、方向引领者、责任承担者的核心角色。

首次担任G20主席国标志着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关系进入新时代,为中国塑造全球经济治理和发挥全球领导力提供了重要机遇。中国将有机会在这一全球经济治理的“顶层设计”平台上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发展成就,提出中国的主张和方案,也将做出中国的独特贡献。由于G20是一项非正式国际机制,没有常设机构,主席国承担了议程设置的主要责任,这使会议主席国在议程设置上享有优先权,实践中G20成员国之间政策偏好的巨大差异也使得会议主席国在议程设置中占有关键地位。2016年G20轮值主席国的身份使中国在议程设置方面获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可以在全球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努力体现中国偏好、呈现中国特色。同时积极承担更大的国际治理责任与发展义务,充分体现全球性大国的作用,也彰显新兴国家群体的发言权与治理地位的提升。这对于G20峰会举办地杭州也意味着一次全新的重大发展机遇。

国际社会的新期待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经济增长最大贡献国,在贸易、投资、金融、发展与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大,中国的经济表现与政策在G20中一向受到高度关注。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停滞不前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期望值不断提高,中国对于全球经济增长与治理改革的方案与贡献受到高度期待,各国盼望中国能带领世界经济走出一条可持续增长的新路径,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取得新突破。

首先,中国的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对全球经济释放出重大利好。习近平主席在G20安塔利亚峰会上结合“十三五规划”介绍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政策举措,阐述中国经济发展的理念、思路与影响。中国持续发展带来的机遇更为清晰地呈现在世界面前,有助于提振经济信心、推动经济增长。其次,中国有能力和意愿带动其他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当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与投资规模的扩大为新兴与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巨大市场和资金来源,有望成为其经济增长的稳定锚与避风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牵头成立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在新兴与发展中国家间合作中的“龙头”作用日益显著。最后,中国为G20和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带来新活力。作为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推动者,中国主办2016年G20峰会将提升世界各国的期望与参与程度,提出的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与治理改革的倡议引领了全球经济发展与治理方向,为陷入低谷的G20机制化建设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进程带来新的发展动力。

主办峰会的新挑战

2016年杭州峰会的主题确定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中国将重点从以改革创新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发挥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推动作用、推动包容、共同、联动式发展等领域进行议程设置和凝聚共识。但2016年杭州峰会要想取得预期的成功却并不容易,全球经济发展的复杂性问题、各国利益诉求的结构性差异和G20本身的机制性缺陷都为主办国带来严重挑战。

首先,当前世界经济动荡与分化加剧,新兴国家经济遇到很大困难,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举步维艰,G20的地位出现弱化趋势,各成员国的优先关注议题差异更加显著,开展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加困难,使G20达成确定性成果面临更大障碍,无疑增大了主席国凝聚共识、达成一致的难度。同时,主席国的议程设置优先权并不代表其可以包揽所有议程设置,其他成员国依然可以将自身偏好的议程纳入会议议程,国际突发事件也可能影响G20的议程。其次,在经济增长动力缺失的背景下,传统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已经无法继续发挥作用,实现G20拟定的2%经济增长目标十分困难。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国家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可持续发展之路,而各国对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与途径存在明显分歧。贸易、金融、投资、发展、能源等议题的全球谈判与治理进程碎片化严重,相互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显著。再次,由于G20峰会议题与目标连续性的要求,往届峰会特别是上届安塔利亚峰会的有关议程势必将延续至G20杭州峰会,中国必须继续推动往届峰会达成的有关共识的落实,这无形中对中国提出新的治理举措与推动取得更大成果带来了一定制约。最后,G20还面临着地缘政治、反恐与难民危机等非经济问题日益严重的冲击。这些问题往往涉及复杂的利益冲突与力量博弈,由于存在明显的目标与政策分歧,不仅难以凝聚起共识,反而有可能增加分歧和对抗,不利于合作实现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目标,也将削弱G20的全球地位与治理效力。

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作用机理在于全球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国之间形成共识,进而采取集体行动来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与问题。在峰会筹办进程中,中国应充分利用G20、金砖国家、APEC、“一带一路”等网络化机制加强国际协调,在坚持增长核心目标、推动G20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全球创新体系、实现包容性发展等方面充分凝聚各方共识,在议程设置中合理照顾各方关切。中国可倡导创新驱动的增长战略,共同挖掘增长动力;推动IMF改革方案落实,推进多边贸易与投资进程,建设大宗商品稳定机制;结合2030年发展议程推进全球发展议题,倡导新型发展伙伴关系;加强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合作等,为全球经济治理转型与改革贡献新的治理理念、平台与机制。此外,从往届G20峰会的经验来看,往往是提出的政策和倡议众多,但贯彻落实困难,实施效果难以令人满意,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力促落实有关承诺与倡议。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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