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对朝鲜的制裁决议，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到朝鲜半岛。根据决议规定，联合国成员国必须对朝鲜的全部进出口货物进行强制检查；实行金融禁令；限制朝鲜战略物资的出口；禁止向朝鲜提供航空燃料等。决议还将朝鲜16个个人、12个实体和31艘船只列为制裁对象。

如此严厉的制裁决议，在联合国安理会层面通过，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于制裁朝鲜达成了共识，而且朝鲜也势必面临相当大的经济压力。有观点认为，朝鲜的经济制裁很可能会最终成功，毕竟在经济制裁方面，伊朗就因为经济压力而不得不主动放弃发展核武器的企图，并且最终同国际社会达成谅解，接受来自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以此换来经济开放和重新回归国际社会。所以，也许对于朝鲜的经济制裁将会很大程度上迫使朝鲜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企图，最终回到“半岛无核化”的进程中来。

经济制裁的学理论争

在谈到外交压迫让步之前，我们先说说经济制裁是否能够促成制裁对象国屈服。在学术界来说，这一直是一个争议较大的议题。有些学者认为，经济制裁是当前国际社会中国家行为体处理国家间冲突的重要工具，是代替战争行为的最合理选择。当国家面临冲突和争端，尤其是这些冲突和争端无法通过和平的谈判、调节和仲裁等方式解决之时，与其选择代价高昂的战争，不如选择经济制裁作为一个可靠的选项。毕竟在当今世界，那种以举国之力进行的大规模战争已经成了“只有穷国才能负担的奢侈品”，因此如何能够通过和平手段压迫对方让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才是国家应当考虑的重要问题。

经济制裁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重要的“压迫”工具，主要是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越发密切的整体，各个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以及个人之间的国际间交往愈发频繁，而且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很多议题如疾病防控、跨国犯罪、国际贸易和污染治理等，都需要国家间通力协作才能完成，所以如果一国或者多国对另一个国家进行外交和经济上的制裁，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被制裁国不得不改变自己原先的行为模式，让步也就可能发生。因此，经济制裁能够代替战争达到发起国想要达到的政治目的。

然而也有许多学者对于经济制裁的效果提出了质疑。毕竟在历史上，许多经济制裁最终不仅没有能促成制裁对象国的“屈服”，反而为被制裁国所利用成为了提升自己国家政权稳定的工具，原先的政治目标也无法达成。经济制裁或者封锁、孤立被制裁国的同时，也让被制裁国政府成为了宣传话语中泾渭分明对立面中的他者，在孤立和封锁的背景下，被制裁国往往能够利用这样的政治语境服务自己，反而增强了国内的团结；而且经济压力往往不能够直达被制裁国对象的政治决策核心，只能增加被制裁国百姓的经济困难。毕竟，任何国家和政府中，能够得到最好和最奢侈生活资源的，永远都是政治决策者集团。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单纯的经济制裁除了有舆论效应和表达态度之外，无法影响对象国的政治决策层。

无论是认同或者反对经济制裁的学者，其根本的分歧点在如何界定经济制裁的效果。认可经济制裁的学者所提出的一些经济制裁成功迫使对象国改变自身行为的案例，在否认经济制裁功效的学者看来却并不可靠。比如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伊拉克萨达姆政府实施了长期的制裁，最终萨达姆政府再也没有入侵科威特。而萨达姆政府不入侵科威特的行为结果，并不全是由经济制裁所引发，很大程度上也要考虑到美国的军事压力以及内部政权稳定与否的因素。

制裁伊朗的实例

作为经济制裁效用辩论的重要现实背景，伊朗核问题为国际经济制裁是否“管用”提供了现实材料。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其实可以追溯到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美国开始对伊朗进行外交和经济上的封锁。2006年以来，由于伊朗发展核能力的企图遭到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反对，美国也在多个国际层面推动了针对伊朗的制裁决议。美国先后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四个制裁伊朗决议，即2006年第1737号、2007年第1747号、2008年第1803号与2010年第1929号决议。此外，美欧还出台单边制裁法案，并敦促日本、韩国、中国与印度跟进对伊朗制裁。

欧盟紧随美国对伊朗也发动了颇具压力的制裁措施。2010年6月联合国安理会第1929号决议出台后，欧盟理事会于7月26日通过进一步制裁决议，制裁内容紧紧追随美国6月底出台的对伊朗制裁法案，主要内容是禁止向伊朗能源行业提供投资、技术支持及转让。随后，西班牙最大的石油巨头雷普索尔公司、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法国的道达尔石油集团等欧洲能源巨头陆续从伊朗撤出，众多保险公司与银行也随之退出伊朗市场。由于许多欧洲银行拒绝给与伊朗相关的贸易项目发放信用证，造成伊朗与欧洲贸易往来急剧下滑。2012年1月23日，欧盟确定制裁伊朗石油产品的具体细则及时间表，规定欧盟成员国不得再进口伊朗石油及石油产品，现有合同须在当年7月1日前完成交易。条款同时规定，冻结欧盟与伊朗中央银行及其它国有银行的一切交往，停止与伊朗的钻石、黄金及其他贵金属交易，停止向伊朗委托铸造金属货币和印制纸币。

此外，欧盟还对伊朗武装部队实施制裁。2012年7月1日，欧盟全面禁止成员国从伊朗进口和转运石油，禁止为伊朗石油贸易提供融资和保险服务。欧盟进口伊朗石油约占伊朗总出口量的20%，制裁使伊朗遭受重大损失。2012年12月，欧盟再次出台“最严厉的对伊制裁措施”，再将制裁范围扩大到金融交易，出售船运设备和钢铁，以及进口天然气等领域。

由于经济制裁严厉，伊朗的经济面临巨大压力。伊朗的通胀率一直很高，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伊朗的通胀率就一直居高不下。但是与当时的情形不同的是，在1996年哈塔米执掌伊朗时期，伊朗的通胀率虽然高达49%，但是经济增长率也达到了3%；再向前推到1987年穆萨维担任总理期间，伊朗的经济通胀率达到了23%，但是其经济增长率却也保持在了9%的水平。而到了2013年伊朗国内通胀率已经高达40%，民众生活压力不断增大。

伊朗的经济衰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所引起的。伊朗政府也因此无法单独凭借自己的力量创造出足够的工作机会。之所以要先“抑制通胀”，是因为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国际社会经济制裁的解除。所以当2013年伊朗总统鲁哈尼上任之后，立刻在核谈判上采取积极姿态，争取核协议早日达成以及经济制裁的早日解除。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和西方实行的“制裁”措施，对于伊朗来说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促成了伊朗和国际社会核协议的达成。

伊朗难成朝鲜核问题标杆

同样是由核问题引发的国际问题，同样是力求通过经济制裁手段解决问题，对象国在人们心中同样是国际社会的“边缘”国家，同样是经济基础薄弱的现状，也许有人就认为，伊朗可以成为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标杆，类似于伊朗核协议那样“解除制裁换无核”的外交协议也将降临到朝鲜半岛。不过在看到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希望解决朝鲜核问题、促使朝鲜通过对话解决争端的共识同时，也需要看到朝鲜核问题与伊朗核问题诸多不同点。

首先是伊朗与朝鲜的经济对外依存度不同。伊朗的经济情况决定了它必须同国际社会进行必要的贸易来保持国家经济的必要发展。伊朗盛产石油，石油产业是伊经济支柱和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石油收入占伊外汇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对于石油的高度依赖决定了伊朗必须开展对外贸易。尽管长期以来受制于美国和西方的制裁，但伊朗还是保持着同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和韩国等国的能源合作与出口贸易，能够获取一些必须的经济收益。所以一旦美国推动的全面制裁协议实施，伊朗的经济就受到了巨大冲击，比如伊朗存在外国银行的石油收益约5000亿美元就被冻结，伊朗石油出口也受到影响，大量原油无法出口而囤积在港口和仓库。所以对于伊朗来说，全面的经济制裁是致命的威胁。

而朝鲜对经济制裁的恐惧并不如伊朗这般巨大。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朝鲜过去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在朝鲜建国之初，特别是在处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朝鲜实行经济封锁政策的形势下，能够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使战时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以及在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等方面，都曾经起过重要作用。因此，60年代朝鲜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到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联系和社会分工的日益复杂，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出现了经济增长率降低、经济效益下降、技术进步缓慢等趋势。尤其自进入90年代以来，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其经济体制越来越束缚社会经济的发展。朝鲜自身长期脱离于国际贸易体系之外，其国内经济运转有着自己的特殊逻辑和规则。

其次是伊朗事实上没有制造出核武器，而朝鲜事实上已经拥有了核武器。国际社会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主要是源于遏制伊朗谋求秘密发展核武器的企图。当伊朗经历了多年发展核武器的努力之后，比如按照以色列的表述，虽然已经十分接近研发出核武器，但仍然是一个“无核武器”国家；此外，尽管一些来自“革命卫队”的将领慷慨激昂地表示伊朗有权力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高层却一直在强调伊朗“和平利用核资源”的权力，也就是说伊朗主流决策者认为伊朗发展核能力是为了“民用”而不是“军用”。在这样的前提下，“民用”的企图加上没有能力完成“军用”研制，伊朗核协议就可以比较顺利的达成。

反观朝鲜，实现类似于伊朗这样的“无核化”较为困难。一方面朝鲜已经事实上研发出了核武器，早在2006年10月朝鲜就已经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随后在2009年和2013年分别进行了核试验，并在今年进行了氢弹实验。可以说，朝鲜已经事实上掌握了军用核技术，这点同伊朗有着巨大的差别；另一方面，朝鲜公开表态自己就是谋求发展核武器，希望成为一个真正的“核国家”。比如今年1月22日朝鲜《劳动新闻》就宣布，“有外部援助也行，没有外援也一样，这展现出我们坚忍不拔的精神。自己的东西才是最好的，自强是首位的。在自主独立国家建设的富强之路上，对别人的幻想和依赖，对国家和民族都是有害的。”从这个方面来看，一个已经在事实上“有核”且谋求“核大国”的朝鲜，其“去核化”的难度无疑要大大高于一个事实上“无核”且谋求核能力“民用”的伊朗。

第三，朝鲜面临的外部威胁更为直接。伊朗所面临的外部威胁，自从1979年以来一直存在，比如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秉持着的“只要伊斯兰”决心，让美国和当时的苏联都非常担忧；1980年开始的“两伊战争”也让伊朗和周边国家陷入长期的拉锯战之中；冷战后伊朗长期成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敌人，美国也一直支持伊朗国内的政治反对派并且希望推翻伊朗的伊斯兰政权。不过，伊朗周边的邻国力量较为薄弱，除了北部有较为强大的俄罗斯以外，东部的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相对孱弱，巴基斯坦西部同伊朗东部则都是广阔贫瘠的俾路支地区。伊朗西部的强敌伊拉克则在海湾战争后衰落，土耳其则长期秉持凯末尔“和平国内，和平国外”的方针，对外力量有限，虽然近年积极干预叙利亚，但也无力“搞定”；而沙特等海湾国家则军力和人力资源远逊于伊朗。美国的威胁更多的较为间接，尤其是在近些年美国撤离阿富汗和伊拉克后，缺少直接威胁伊朗生存的军事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伊朗同美国的“破冰”接触，也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友好回应，才实现了最终核协议的达成。

朝鲜则正好相反，周围大国林立。朝鲜在建国之后就一直谋求实现真正的政治独立，比如倡导“先军政治”来谋求强大的军队建设确保独立。更为重要的是，朝鲜在政治合法性方面还担负着“统一全朝鲜”的义务，加上南部有美军和同样谋求“朝鲜半岛统一”的韩国，朝鲜半岛一直处于紧张的准战争状态。一个经济上孱弱的朝鲜，必然需要一个强大的“撒手锏”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因此发展核武器也就成为了朝鲜必然的选择。

朝鲜制裁决议案的出台，确实意味着国际社会齐心协力促成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识。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伊朗核协议的经验套用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中来。制裁不是目的，只能是手段。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努力，必然艰辛而曲折。

（作者为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博士生，文章转自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