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展露新气象

作为一名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的研究者，我观察到的是最近10年中国外交展现出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变化。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是2008年之后，尤其从2010年开始这种变化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个直观的感受是，在我近些年参加的一些国际性的会议上，国外学者越来越多地谈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有越来越多的底气，中国经济实力越来越强，中国的投资进入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及中国领导人赴国外访问的频率越来越高。

过去的一年尤具代表性，因为2015年是十八大以来中央外交工作大战略全面落实、推进，并且有早期收获的一年。而这些收获主要体现在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发挥的作用、与大国关系的增强等方面。以习近平主席在联大的讲话作为标志，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得到有力提升。此外，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主持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彰显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大幅提升。

中美关系2015年基本上保持了整体稳定，但仍有喜有忧，喜忧参半。中国与欧洲主要大国的关系进入全方位协调、协作阶段，甚至有人形容中欧关系进入历史最佳状态。此外，亚投行的创立对国际社会来说是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在国际金融、融资贷款、包括货币的使用过程中，不只是一个边缘角色，而是正在扮演一个引人瞩目的角色。”

2016年随着G20峰会在杭州召开，中国会为各国在全球金融治理和经济的复苏方面提出一些倡议。很显然，中国的声音会越来越响亮。

角色转变与“创造性介入”

中国外交已经展示新的取向，区别于之前搭便车的方式。中国越来越融入到国际社会中，开始朝着一种愿意与国际社会互动，越来越有作为的，越来越希望发挥更大作用的方向转变，包括更多地在周边和全球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个转向意味着什么？它只是意味着一种策略调整吗？只是一个力量的自然伸展？不是，我认为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正从原来的革命者朝着建设者转变。中国正在从一个多世纪以来长期受压迫的、抗争强权的革命者，经过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有了新的心态、新的追求，那就是要成为一个积极的建设者、融入者、开创者及帮助他人者。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建设更美好的社会。

这个转变与之前很不一样，当然也是很艰难的。几十年前，我们与国际体系之间还是一种整体对抗性的关系，而现在我们更大程度上是朝着扶助、完善、推动国际体系的健康发展，更有责任感。越来越多强调我们的责任，要为国际体系做出更多贡献。尤其在非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过去我们帮助非洲更多是从援助非洲革命的角度出发，而现在我们考虑的是怎样帮助非洲开发自己的潜力，我们变成非洲安全能力的维护者，这在过去完全想不到。这个例子凸显中国外交已经从一个革命者转变为现有体系的建设者、维护者。

新的转变带来的是新的问题。在全球反恐、难民救助、全球债务和经济危机问题上，中国的角色怎么去界定，中国应该如何参与其中？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必须量力而行。中国在国际上的热点危机中，如何去“创造性介入”，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如何把握这个平衡点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我们的领导人而言，对我们的外交部门而言，肯定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也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中国在未来肯定可以提供一些公共产品，提供一些中国方案和思路。一个可供我们借鉴的典型案例是欧盟或者西欧。作为一个世界的领导者、建设者，欧盟虽然在经济上衰退了、硬实力上减弱了，但在软实力和话语权塑造方面，在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在规范设定方面，远远超出新兴国家，甚至超出美国。

转型才能满足中国外交新的需要

由于中国外交有了新的转变，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多了，而且在新时期也不能只满足于现有的成就。因此我们应该考虑中国外交的转型，以满足新的需要。

首先，我们需要将目光转向外交的社会基础，或者说中国外交的国内分析。中国的社会变革还没有完成，政治现代化方兴未艾。中国的外交事务负责人及相关的官员当然会对中国的外交产生一定作用，他们当然很重要，但中国外交未来前景在一定程度上不光取决于外交人，更与我们国内体制机制的变革有关，包括我们国家社会关系的重塑。越来越多地考虑民间的观点和呼声，这就构成了新外交的社会基础。

过去我们说外交就是外交，国内这块不作讨论。但中国自身需要做一些跟这个时代相吻合的调整，这也是跟人类共同发展所对接的一种社会进步。

其次，加强外交学术研究和评估。最近几年中国在外交方面取得的成绩是非常巨大的，很多问题上有了重大进展并愈来愈有自己的特色。但我同时觉得，我们应该强化从外交学、外交研究角度的审视，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评估，精准的、客观的评估以及实事求是地去分析。我们现在的一些外交研究和讨论，说实话还是主要看偏好，看风向，看期待。但真正要做好外交学，使其取得更大的进步，就必须是实事求是的，并依照一些好的范例，没有能力、工具和理论依据都是不行的。这方面我们还有太多事情要做，还有太多潜力可以挖掘。

第三，中国外交很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政策和新机制都需要落实到细节上。中国外交最近几年迎来了很多新的概念、范畴、政策和机制，但每一个似乎都是点到为止，具体的研究很缺乏，比如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安全观等等，这些都存在着巨大的拓展潜力。对中国外交这些“新元素”，要进行精准的、细节性的评估。比如说，互利是在多大程度上的，共赢能赢多少。具体到海洋问题、朝核问题、中俄关系和中美关系上，我们的政策能否获得成功，或者可能是部分成功，都需要事先展开细致入微的分析和精准评估。

中国的外交未来应该更加开放，包括外交能力建设。只有在社会了解、公众讨论、学者认真地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的外交能力建设才会更好地提升。而外交能力提升，是社会进步的代表，外交的社会参与，也是一个时代进步的标志。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