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秩序“新陈代谢”的历史机遇，习近平提出并不断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思想，指引“大变局”时代的中国外交推陈出新、顺势而上。

首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新时代和习近平赋予中国外交的新定位，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命题，明确要求“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一步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该定位展现了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在对外战略上新的自觉、自信与自强，其内涵可简称为“1-2-1”：

前面的“1”即一条道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和平崛起与破解“国强必霸”的所谓定律，同时也决不放弃正当权益、决不牺牲核心利益；

后面的“1”即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不干涉别国内政，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

中间的“2”即两个理念，分别为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其顺应各国相互依存和全球化的大势，有别于旧的零和思维，包括通过“新型大国关系”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与有关国家共同打造涵盖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五大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在“中国特色”并且“特色鲜明”，是对中华传统战略文化的精髓——“务实王道”的发扬光大。

学术界对中华传统战略文化的划分一般都是“一分为二”，即王道与霸道，该划分过于简单化，容易非此即彼。而笔者本人的划分则是“一分为三”，“三”分别是：以儒家孟子为代表的“纯粹王道”，其特征是重义轻利和过于理想主义；以法家韩非子为代表的“霸道”，其特征是惟利是图、穷兵黩武；以儒家荀子为代表的“务实王道”，其特征是义利兼顾、德力俱足、刚柔并济，其在中国封建统一王朝的代表是汉、唐、清三朝，堪称中华传统战略文化的精髓。

习近平的外交思想非常注重本土文化渊源与历史传承，强调古为今用、返本开新、继往开来、兼善天下，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中国特色”便是中华文明的底色，尤其是对“务实王道”的弘扬，其迥异于西方大国的强权霸道。

再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主体是大国，表明中国开始从新的实力地位出发，并以新的大国身份（亚太乃至世界大国）开展外交活动，其特征是统筹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兼顾大国影响与大国责任，奋发进取、主动塑造、开拓创新、积极引领，这尤其体现在2015年中国外交的三大建树上：

一是以诸多先进理念引领全球治理变革与国际秩序重塑。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系列峰会、G20与APEC峰会、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中非合作论坛等，发表一系列重要演讲，强调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为核心的当代国际秩序，就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健康发展提出“中国方案”，彰显强大“正能量”，为“多事之秋”和“代谢紊乱”的世界指明正确方向。

二是以一系列新的建设性倡议吸引各方，力促中外“大合作”。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投行”引发国际热烈反响，英、法、德等西方大国不顾美国的不满与阻挠，争先恐后申请加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更是被沿线国家寄予厚望，相关项目与建设正稳步推进。习主席提出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深受非洲国家赞许。

三是完善充实外交布局以服务于“内外兼修”的大战略。一方面深耕周边、稳定大国关系、提升南南合作、拓展多边外交，另一方面着力发扬“经济外交”之长，努力弥补“安全外交”之短，对外统筹经济发展与和平安全，为推进国内改革发展、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最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仅是中国外交的深刻转型和自我挑战，还具有超越、批判国际关系既有范式的世界意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动顺应多极化、全球化、多样化的世界潮流与时代特征，坚持“理念先行”，致力于以中国的先进理念重塑、优化、改良国际关系既有生态与思维方式，其将逐步消解、削弱“丛林规则、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同盟对抗”等陈旧观念，促进国际关系的进化。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