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国内方针是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外交上也就出现了与“深化”“扩大”（并非质变）相适应的积极进取的新风格、新气派，从而使得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造福本国人民又造福全人类的旗帜更加鲜明。具体表现为：“从毛主席提出要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60多年前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今天提出合作共赢原则；从当初主张不结盟，到今天缔造结伴不结盟、构建各种类型的战略伙伴关系；从新中国建立之初提出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方针，到今天提出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从以往强调求同存异，到今天升华为包容互鉴、聚同化异；从主张对亚非拉国家提供无私的、力所能及的帮助，到提出在国际关系中贯彻正确义利观。”因此，最好将现行中国外交理解为在传承发展优良传统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况且同样，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石，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以及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并没有变。

“中国外交转型”如今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充斥报刊网络媒体。这涉及如何评估当前我国外交性质的原则问题，值得斟酌。

学界一些人士希望与时俱进，在学术上有所创新，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值得赞扬的。不过，研究问题还是要求实，要严谨，不能失之偏颇。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5年以来，尤其是最近一两年，谈论中国“外交转型”的文章有百篇之多。“中国外交转型”、“中国外交新转型”、“中国外交重转型”、“中国外交大转型”、“中国外交演绎转型”、“中国外交渐进转型”、“中国外交现代转型”、“中国外交思想转型”、“中国周边外交转型”、“中国外交模式转型”、“中国外交制度转型”、“中国外交战略转型”、“中国外交全面转型”等等，众说纷纭，不一而足。但有几点是含混不清的。一是定义转型的标准是什么，向何处转型？二是转型包含哪些具体内容？三是“转型”从什么时候算起？早在10年前即2005年就有人提出这个论点，近年来说法就更是庞杂了。

2008年曾有文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对外关系领域处于持续而重大的转型之中。从中国与邻国及周边地区、第三世界、西方世界、多边组织及机制之间的关系，到中国国防现代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应对，再到中国中央政府的对外援助和国内各地方的国际化进程，直至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植根进程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型等十个不同的方面，可以透视出：中国外交已经由政治意识形态统治一切、隔绝于国际市场之外逐步转变为熟悉国际市场动作、受国内经济重心之引导。在大国外交的背景下，中国的外交转型是一种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线性思维到多维度观念、由传统的斗争哲学到新时期的“以两手对两手”、“和而不同”等复杂战略的转换过程，是中国从国际体制外的自我封闭者甚至对抗者到进入国际体制内和大国关系结构中的重大利益攸关方的提升过程（这里的“转型”指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转型）。

2012年亦有文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先后经历了两次外交转型。第一次转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其核心是从屈辱外交向革命外交转型，目的是在世界舞台上赢得国家主权独立和尊严。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外交的第二次转型，中国外交从革命外交向发展外交转型，目的是为中国现代化赢得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随着中国日益深入地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作者认为，中国外交需启动第三次转型，其核心是从发展外交向领导外交转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成为扮演建设性领导者角色，但中国不会挑战或者取代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角色，而是从中国国情和能力出发，在全球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努力做一个建设性领导者（这里的“转型”指的是“三次转型”，而今是“从发展外交向领导外交转型”）。

2014年又有文章认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开启和中国外交战略转型基于以下两点：一是当今世界的变化；二是中国自身的变化。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中国自身的变化，正在重塑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所谓开启大国外交就是顺应国内外的重大变化，提升中国外交的能力和水平。这要求中国外交在战略上更加具有国际视野，更加前瞻，更加主动，更具有创造性，即所谓的“战略调整”或“转型”。2013年以来的中国外交已开始逐步体现出这种走向大国外交的“转型”（这里的“转型”指的是“2013年以来”的“战略转型”）。

2015年有文章说，要实现中国梦，中国外交必须从内向型向内外均衡型转变、从内敛型向自信型转变、从被动型向责任型转变。中国梦外交战略的内容包括，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在单位层次上构建一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家间关系，在个人层次上建立以人为本的“为民外交”（这里的“转型”是从哲理上来说的）。

境外媒体还有另一种解释。如2014年9月19日《联合早报》发表题为《转型中的中国外交》的署名文章，称“对于正在建构与西方大国相平等的大国身份的中国而言，处世之道的转变尤为重要。中国就自身事务与国际相协调的时代正在过去，‘走自己的路，休管他人评说’将成为中国的新行为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和2014年有报纸两次以此为题组织专场讨论。某些发言实在令人诧异，例如，有的说“我们有外交大战略吗？我觉得没有。”有的说，“要把敌友分清楚，我认为敌和友没法分清。现在这些困境主要是我们自己的困境，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立了困境。”没有外交战略，分不清敌友，谈什么“外交转型”！还有人甚至说，“从美国的经验看，不仅要做一个大国、强国，还要做一个善意的大国。”原来转型就是效法美国吗？

笔者认为，谈论“转型”有必要考虑几个基本前提：

其一，鉴于对外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续，那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外交无疑是一次重大转型。那是在确认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前提下，转型特征表现为：外交围绕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中心运作；处理国家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党际关系采取四项原则加以拓宽，交往对象不限于原先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加强国家双边关系的同时，更加重视多边关系；反霸权主义并不固定化，提出谁推行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侵略就反对谁；等等。尽管如此，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石，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以及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并没有改变。

其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国内方针是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外交上也就出现了与“深化”“扩大”（并非质变）相适应的积极进取的新风格、新气派，从而使得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造福本国人民又造福全人类的旗帜更加鲜明。具体表现为：“从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60多年前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今天提出合作共赢原则；从当初主张不结盟，到今天缔造结伴不结盟、构建各种类型的战略伙伴关系；从新中国建立之初提出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方针，到今天提出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从以往强调求同存异，到今天升华为包容互鉴、聚同化异；从主张对亚非拉国家提供无私的、力所能及的帮助，到提出在国际关系中贯彻正确义利观。”（注：见《求是》杂志2015年23期俞邃：《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

因此，最好将现行中国外交理解为在传承发展优良传统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况且同样，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石，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以及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并没有改变。

其三，如今有人围绕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无视中国国情，大肆鼓吹以照搬西方宪政为标志的所谓转型。如果外交上也跟着强调“转型”，那么国际政策作为国内政策的延续，会被误认为“外交转型”一说是对“宪政论”的呼应，实为不妥。

2014年8月有文章阐述“转型”的论点比较全面，具有一定代表性。这里，笔者就该文提出的6个论点（奋发有为将代替韬光养晦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调，实质性结盟将代替不结盟政策，引领它国将代替不当头政策，中邻关系将代替中美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同于成为超级大国，“外交为实现民族复兴服务论”将代替“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论”），并结合其他一些文章的类似论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其一：“奋发有为将代替韬光养晦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调”。

一个时期以来，不少人把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割裂开来，强调如今减少了韬光养晦，增加了有所作为的比重。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加以量化，故然新奇，却匪夷所思。这涉及邓小平当年提出的“二十八字”方针，今天是否还管用的问题。

苏联东欧剧变之时，人心惶惶，担心多米诺骨牌效应，希望中国起来当头。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利用不同场合，包括与外宾谈话，先后讲了28个字：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28个字是分别说的，但背景是相同的。

28个字包含几个层面。“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指的是态度，属于第一层面。“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指的是谋略，属于第二层面。“有所作为”指的是结果，属于第三层面。28字是有机整体，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复杂多变，都应该长期起指导作用。

争议最大的是如何理解和处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原因在于对词义的理解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古今中外，举凡称得上卓有成就的战略家，无不善于韬光养晦，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韬光养晦不等于庸碌无为，而是蕴含着有所作为的深度涵养与顶层设计。上述报纸2014年6月12日讨论时，有人公然说“韬光养晦的极端就是不介入，就是没有原则、没有外交”，“这就成了中国外交自己造成的困境。”还有人说，现今的中国外交“是把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进行了重新塑造”。这些无论是咄咄逼人的还是含糊其辞的说法，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其二：“实质性结盟将代替不结盟政策”。

“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是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是与俄罗斯构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时率先提出的。这个方针适用于与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关系。“三不”方针是结束冷战思维的一大标志，不能动摇也不会动摇。中国与俄罗斯关系日益深化，有人硬是武断地将其贴上“实质性结盟”的标签，未免牵强附会。这不仅难免让人误解“结伴不结盟”的真实性，而且还会挑起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事端。

其三：“引领它国将代替不当头政策”。

我国积极进取的外交取得显著成就，世界地位和影响不断提升，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后，国际舆论赞许中国是在一些地区组织中发挥引领作用。西方有的媒体甚至渲染中国在取代美国，如2015年5月19日德国一家媒体称，“中国已取代美国在拉美的地位”。我们切不可上当，更不能自诩。上面提到的所谓“从发展外交向领导外交转型”，无非是“当头”思想作祟。美国最忌讳中国“当头”，所以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其战略重心东移的用意亦即在此。还要指出，当年邓小平讲“决不当头”指的是在社会主义阵地，如今却扩展到整个国际领域而论，也不恰当。

其四：“中邻关系将代替中美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在我国外交中，重视周边关系与重视大国关系是并行不悖的。曾经形成这样三句话：周边国家关系是首要，发展中国家关系是基础，大国关系是关键。有人认为这个表述“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其实这三句话很有道理。国家利益无疑首先着眼于周边安全，战略上必须立足于发展中国家，而要有效解决问题还得更多靠大国之间协作。

值得注意的是，照搬西方观点仍大有人在，这可算是国内学界某些人的一种通病。例如，日本外交学者网站2014年12月22日发表题为《中国的外交大转型》一文，作者美国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分析员蒂莫西·希思称，“最近闭幕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证实，中国强调要切实发展与邻国的关系，而不是与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这预示着中国外交将出现大转型。”还说，“优先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必然意味着，中国与美国以及其他大国关系的战略优先性将降低。”

其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同于成为超级大国”。

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超级大国。中国领导人一再表态，“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这并非说中国不要强大，而是不搞霸权，坚决否认“强必称霸”论。那种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同于成为超级大国的说法，至少是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其六：“外交为实现民族复兴服务论”将代替“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论”。

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民族复兴的内涵离不开经济因素，而且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首先发展经济。安全与发展两者不能割裂，不能抽调经济建设的内涵去谈民族复兴。民族复兴与经济建设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