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韩国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历史性协议”，日本政府以安倍晋三首相名义对慰安妇道歉，并通过国家预算设立10亿日元（1167万新元）的基金，韩国同意将来不再提及该问题，双方承诺此问题就此得到了“最终而且不可逆”的解决。

从表面上来看，这个长期折磨着日韩关系的历史问题似乎得到了最终解决，双方实现了历史性的“和解”，然而我们需要看到日韩“和解”最大的推动力量来自于第三方，即美国。出于战略考虑的美国积极主导东亚两大盟国的“和解进程”，不可否认有积极作用，但需要清醒认识到这种美国主导的和解模式是否可持续存在很大疑问。

随着“日韩和解”，有理由预测中国将会面对是否要以同样方式来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笔者认为日韩的“和解模式”对中日关系的借鉴意义可能有限。

美国大战略利益主导下的日韩关系历史

冷战开始后，日本和韩国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最为重要的两大盟友，战后日韩关系从一开始就被自动地编织在美国大战略的框架内，脱离美国因素讨论日韩关系，只能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况。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南北朝鲜军事对抗的局面得到固定，随后美韩正式建立军事同盟，如果当时日韩立即建立正式关系，会引发中国与苏联对于美国是否在远东编织亚洲北约的猜忌，导致两大阵营的紧张。在这个大背景下，美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并没有积极推动日韩关系。

进入60年代后，日本进入经济高度增长期，国民对于日美安保体制也逐渐接受，加上美国开始越战后一定程度上需要驻日和驻韩美军的相互协调配合作战，日韩关系正常化逐渐成为了美国决策者的议事日程。1965年，在美国的推动下，日韩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有意思的是，尽管美国主导实现了日韩关系迅速的正常化，历史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地处理。例如竹岛（韩国称为独岛）的主权归属问题，美国始终采取了模糊态度。翻看1965年签署的《日韩基本条约》对于殖民历史几乎没有直接的提及，日本也没有对历史问题表态，相反写入了根据《旧金山和约》的相关规定，日韩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这进一步证明了日韩关系正常化，是以美国主导的“旧金山体制”为基础的“和解”，而不是日韩之间真正的“自主性的和解”，该文件还以日文、韩文和英文写就，美国从一开始就是日韩关系的重要“利益攸关方”。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要求其在军事上和战略上，把原来以双边框架为基础的东亚同盟关系逐渐扩展为网络型，这就要求日韩两国在军事和战略上强化关系。这种背景下，日韩的历史问题不阻碍美国战略利益实现的需求再次显明出来，1998年金大中访问日本的时候，日本通过对韩国道歉，韩国承诺今后不再提及历史问题的“战略交易”达成。

2002年，日韩共同举办了世界杯足球赛，当时人们都认为历史问题已经得到了完全解决，日韩和解已经实现。然而之后的历史证明，这种战略毅力推动的“和解”非常脆弱，小泉首相靖国神社参拜导致关系后退，而此时的美国忙于反恐也无暇顾及亚洲。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2010年后开始提出亚洲再平衡战略。与此同时，2010年以后日韩关系由于历史问题和岛屿争端再次紧张，而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没有日韩的配合将很难进展。无论是安全合作还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日韩是否积极参与将直接影响美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推动日韩和解的需求再次明显。

经济赔偿不足以带来和解实现

日韩关系除了美国主导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经济解决”的方式。1965年，日韩关系正常化中，日本政府承诺向韩国提供3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和2亿美元的贷款，经济援助金额总共5亿美元。每当韩国在历史问题上批评日本的时候，日本基本上以此作为法理依据予以反驳。

在日本看来，日本已经通过经济赔偿的方式从法律上解决了历史问题，而韩国则认为日本诚意不足。最让人觉得可悲的是双方争论的焦点，有的时候竟然围绕当时日本经济援助的金额多少，韩国认为日本殖民韩国几十年，岂能是5亿美元就能解决的事情，而日本认为5亿美元在1965年是一个大数目，而且这个数额是韩国同意接受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解决的方式不仅没有带来和解，相反让和解的道义性讨论失去了方向。此次，日本承诺10亿日元的基金，将来一旦双方再起争端，对于这个金额多少很难说不会再起风波。

写入“最终解决”相反阻碍真正和解

日韩关系发展的第三个特点是，在双方的正式文件或者会谈中写入“最终解决”的文字，看上去效率很高成果斐然，然而这对于实现历史和解作用不大，有时候甚至相反。1965年的基本条约中写入“两国之间财产，请求权得到完全最终的解决”，但是历史问题、个人赔偿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相反这个表述增加了双方的互不信任。

1998年，金大中不再提及历史问题的表态，也成为后来日韩关系不信任增加的一个因素。此次协议中写入了“最终而且不可逆”的解决，意愿是好的，但是实践的结果如何，从过去的情况来看仍然是一个问号。

日韩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后，中日历史问题怎么办，很快就会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现实课题。中日实现和解的大目标要最终实现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如何实现则需要艺术手腕，日韩关系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中日最终还是要走出一条新的、非美国因素主导的自律性和解的道路。

（作者为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