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以蔽之，或许就是“遗憾”吧，对日本没有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创始会员，东南亚的有识之士等表达的感想就是如此。

印度尼西亚前外长哈桑（Hassan Wirajuda）称：“我国的基础设施需求正在增加，但财源有限”，对亚投行表示了期待。哈桑认为“日本正在享受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益处，担忧亚投行的决策机制这点可以理解。但是应该也有加入其中讨论改善举措的选项”。

新加坡《海峡时报》总编辑华仁·费南德斯的观点是：“为了避免（亚投行）成为专为中国的组织，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应在较早阶段发挥影响力”。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则尖锐地评论：“世界正在改变，但日本的外交依旧老套。或许算是在追随美国吧”。

日本是在考虑公平融资决策和环境影响等亚洲利益的基础上作出的判断吗？不，并非如此，或许是基于优先考虑遏制中国崛起，和加强日美关系而作出的判断吧。从东南亚有识之士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这样的疑虑。

日本一直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向东南亚提供援助，由此获得的信赖，或许不会因不参加亚投行而受损。同时，各国对寻求扩大海洋权益的中国的警惕感正在加强，这也是事实。作为对抗势力，日美的存在，对于该地区来说仍然重要。

但是，能否安于这种局面呢？答案是不能。日本有必要再次显示出在亚洲不断承担积极责任的强烈姿态。

为此必须认真倾听亚洲的呼声，进一步理解现实和需求。

“东盟正在通过经济发展和整合来增强自信。（日本）居高临下的态度不再适用”，熟悉亚细安历史的东京理科大学教授大庭三枝如此表示。

2000年亚细安的经济规模只相当于日本的13%，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到2019年将增长至日本的三分之二。亚细安企业将不断发展，中国和欧美等全球企业也将云集于此展开竞争，亚细安正在成为这样充满活力的地区。

在这种背景下，亚细安具备了不屈从任何大国，与各方均衡保持交往，以获得利益的高超手段。日本只是伙伴国之一，即使稍微想一下，因为持续的经济合作，东盟因此会对日本言听计从，就将招致反感。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东南亚总局的小川忠局长表示：“经过1974年的雅加达反日暴乱，日本基于提倡心心相印的福田主义采取行动，在东南亚孕育出了亲日感情。不能就此满足，必须继续播撒相互理解的种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尼日益增多的劳动争议中时常出现“劳工”一词。劳工指的是日本侵占印尼时被强征的劳动者。进入印尼的日本企业还应该注意历史问题。

那么日本应该做什么呢？今后基础设施援助和企业投资依然十分重要，不过仅仅这样还不够。印尼的经济杂志《环球亚洲》（Globe Asia）的主编卡古达指出：“日本有必要与东南亚进行双方向的关系强化。希望日本多购买农产品等产品，接收护士等人才”。

“高龄化进程加快的日本与年轻人众多的东南亚，在人才上可以形成互补”（印尼前外长哈桑）。此外还希望增加赴日留学生数量。现在，赴美国和中国的东南亚留学生的数量，远远多于赴日留学生。

此外还应该促进亚洲的对日投资。接受新加坡企业出资的车辆运输公司“ZERO”的社长北村竹朗表示：“在亚洲市场开展业务变得容易”。亚洲企业的投资将有助于激活日本经济。

日本的期待也有必要适当地表达。例如，废除对业务造成妨碍的不透明的限制、惯例和保护知识产权等。此外，在基础设施投资的优先顺序和资源出口方面，也有利害不一致的时候。虽然没必要不假思索地答应所提出的要求，但是也应该从长远的角度出发来应对。

获取经济不断增长的亚洲的活力，是强化日本经济的前提条件。因此必须深入了解东南亚，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加强联系。

(作者为日本经济新闻论说副委员长，文章转自日经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