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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莫迪在中国:听其言,更思其所未言
发表时间:2015-05-26 16:46 来源:国际网

印度的“西藏政策”也是其既定崛起方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试图通过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等低政治的“软手段”去缓解甚至改造印度在战略、安全等高政治“硬领域”的行为,是难以奏效的。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印度在南亚“各自”(实为排除中国的‘独自’)推行的目标不应受中国干扰,其独立自主和势力范围须被尊重。而同时,中国推进的孟中印缅项目,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之缘故,倘无印支持(‘当印度和中国联手合作起来时’),就让你干不成(‘打造互通的亚洲这个美梦才会实现’)。印度对中国的实际要求,归根结蒂就两条:一支持“入常”,二“迅速”解决边境争端。对中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印度愈来愈忌惮。作为实际上的“占便宜者”,其最优策略莫过于在将来更为强大的中国谋求改变现状前,趁早拉着中国用国际条约的形式解决争端,并取得对自身有利的结果。

此次莫迪访华收获颇丰,不仅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在国家层面促进了两国关系,也在中国民间掀起一阵莫旋风,引一众关注和点赞。而坊间亦有不少论者对此津津乐道,甚至无比乐观且郑重其事地探讨“中国的460亿美元大单引印巴竞相巴结中国”、“当代玄奘莫迪来中国取经”云云。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真学者不打诳语,有文献才敢说话,见数据方可著文。莫迪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中印关系的未来,而其中最系统完整、从容不迫的大概要数其在清华大学发表的主题演讲。相对宽裕的时间和宽松自由的校园氛围或许更能让这位大国领袖少一点外交辞令,多几句直抒胸臆,畅谈中印关系与亚洲的未来。本文试做解读。

演讲大体可分五个部分。一是“开场”,引经据典谈中印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二是“展示”,在称赞中国的同时展示印度的成就与巨大潜力,再由此谈到中印合作的潜能。三讲“威胁”——中印需要共同应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四谈“障碍”,这是最实在,也是最值得分析、玩味的段落。在“亚洲多极崛起”的背景下莫迪分析两国进一步加深合作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包括:(1)边界问题、(2)战略沟通与互信、(3)双边关系的日常管理(如签证和跨境河流管理)、(4)“入常”问题(中国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最后“总结”,并通过给予中国游客“电子签证”表示诚意,赚得眼球和赞美。

对以上诸点,已有大量评论,本文兹无赘言。笔者最感兴趣的恰恰是其“留白”——莫迪没说什么?有何弦外之音?对这样一位老练的政治家所发表的内容专业、措辞考究的主题演讲,我们不用艺术的眼光去品读鉴赏,那就真是焚琴煮鹤、暴殄天物了。

莫迪第三部分着重谈到:“我们都要面对来自周围邻国的不稳定因素,而这些因素会威胁我们的安全,减缓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蔓延是我们共同面临的威胁。”

了解中国政治话语结构的人闻听莫迪此言,第一反应恐怕都是——“分离主义威胁”去哪儿了?中国政府历来旗帜鲜明地反对“三股势力”,这一点莫迪的幕僚班子不可能不知道。可他的演讲为何只谈“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却只字不提“民族分裂势力”呢?答案众所周知。是故,此间“留白”就是一个极好的提醒,让自以为“中印蜜月”又要到来的人们冷静下来。它充分说明了莫迪政府无意在西藏-达赖问题上做任何微小的调整,哪怕只是姿态上的表示。此前有外媒称,人民党高官取消访问达兰萨拉,旨在为莫迪访华营造氛围;而眼下来看“取消”改成“推迟”恐怕更为贴切。莫迪的坚持也从反面印证了我国部分学者的洞见,如社科院叶海林等学者就曾指出,在中印两个同等雄心壮志、同样将“在全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的洲际大国间,固有的结构性矛盾是难以消除的;因此印度的“西藏政策”也是其既定崛起方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试图通过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等低政治的“软手段”去缓解甚至改造印度在战略、安全等高政治“硬领域”的行为,是难以奏效的。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在说完“两股势力”后,莫迪谈到“连接碎片化的亚洲”:(中印)同等地,都力图把亚洲各国连接起来。我们各自也在进行着不同的项目。但很少有像孟加拉国-中国-印度-缅甸走廊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可以进行合作。而地理位置和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当印度和中国联手合作时,亚洲互通的梦想才会实现。

网上流行的中文讲稿把此处副词equally翻译成“同样”是不准确的;联系上下文,他其实在强调两国“同等重要、平等地位”的意图。后文中强调“亚洲地区内多个大国的同时崛起”也是此意。

分层解读。普通民众听到前两句自然联想到“一带一路”倡议,于是将这段热情友好的话语自行解读为对我倡议之支持。其实不然。细查讲稿,无任何能与OneBelt或OneRoad挂钩的措辞。莫迪虽然脱稿,但外事活动中的讲演从来都是看似随性实则字斟句酌,每一个词汇的遣用都拈断无数幕僚茎须。所以,结合此前印对我倡议的官方反应,更专业的解读应是——莫迪在“默否”——你搞你的,我不掺和。当然,考虑到俄罗斯“最初对我倡议冷漠后来态度转变”的案例,中国在对印问题上也并非没有活动的空间,只是这还需要探讨另外一组问题——印度的积极参与,对我倡议之推行是否真的不可或缺?动员印度加入获得的收益是否大于付出的成本?对此,圈内尚存争议,笔者将另行撰文分析。

听其言,观其行。出于某些可以理解的原因,聪明的清华学子们在会场上非常配合,统一行动,没有向莫迪提出任何有关“一带一路”的问题,营造出和谐友好的氛围。从外交角度看这也无甚不妥;而更妙的是,它检测并验证了前文中我们有关莫迪对“一带一路”真实态度的研判。

进一步分析,“我们各自也在进行着不同的项目”实际指印度自己在南亚推行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该组织成立于1985年,由印、巴、孟、不丹、马尔代夫、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组成(后加入阿富汗);中国只有观察员身份。

普遍认为,印度的综合国力使其在该组织中居于有利地位。因此显然,在南亚地区以内,印度不需要、也不希望中国在SAARC等组织中发挥作用。句末副词individually便有“各自地”、“各干各事”之义。而在南亚以外,迄今为止,印并无在整个亚洲(或者更大范围)推行互联互通的倡议,故而对中国也无类似的战略需求;唯独中国这么做,且其联通南亚的分支项目牵涉印度。所以此话应理解为,印度在南亚“各自”(实为排除中国的‘独自’)推行的目标不应受我干扰,其独立自主和势力范围须被尊重。而同时,中国推进的孟中印缅项目,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之缘故,倘无印支持(‘当印度和中国联手合作起来时’),就让你干不成(‘打造互通的亚洲这个美梦才会实现’)。[2]官样文章,正话反读,其意自现。

好词好句说过,该谈谈实际要求了。归根结蒂就两条:一支持“入常”,二“迅速”解决边境争端。两者都是老生常谈,但莫迪句末的那个副词——“迅速”(quickly)却又引起笔者警觉:急什么呢

回顾历史,中国在1962年边境战争取得了军事上无可争议的胜利,但出于道义等原因主动后撤(不排除现实考虑),“让”出部分已收复领土,随后印军进驻并实控至今。因此,就当年战争结果而言,印度并没有在领土上吃亏,而是既得利益者,只是其实际控制线并没有被“边界化”而已,即没有通过两国外交谈判而被合法地固定下来。

笔者的担忧被数十秒后莫迪的原话所证实:这是因为双方均不知道这些地区的实际控制线。这也是我提出重新明确实际控制线的原因。我们能够在不影响边境问题姿态的情况下处理该事宜。

莫迪的理由冠冕堂皇,但笔者以“小人之心”度之:尽管演讲伊始他描绘了印度加速发展的美好前景,但对中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实际上是愈来愈忌惮的——借用阎学通教授的话就是在未来十年里,在“超级大国”中国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印度间的综合实力差距会不断拉大。而对此,作为实际上的“占便宜者”,其最优策略莫过于在将来更为强大的中国谋求改变现状前,趁早拉着中国用国际条约的形式解决争端,并取得对自身有利的结果。打个比方,一个五十岁的中年人从一个十岁的小男孩手里抢骗到本属于小男孩家的一大垄田地,他一定要当着全村人的面,哄着小孩高高兴兴立下字句、摁上手印,说这几亩田都是自愿给的,大伙儿也都做了见证——因为中年人很清楚,十年后的自己是不可能用拳头在一个二十岁的壮小伙面前保住这份地的。

抛开辞藻冷静思考:中印边界问题可能“和谐地”解决吗?笔者不敢乐观。原因在于争议面积太大,且双方期望悬殊。印度要求我首先承认其对东、中段争议区的实际控制,即所谓“阿鲁纳恰尔邦”(9万余平方公里,约合3个台湾岛)和中段0.2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约合深圳)的合法统治;然后还要将由我实控、印声索的新疆阿克赛钦地区(3.3万平方公里)“归还”于它。显然,任何中国领导人签署这类协议都将成为历史罪人;对印度领导人同样如此。

中巴“铁杆朋友”(Iron Friend)关系当然为印所忌。新德里拆散“中巴特殊友好关系”的愿望恐怕也不亚于北京之于美日同盟。果不其然,说完边界,莫迪话锋一转:如果上世纪是联盟的年代,那么,如今就是相互依存的年代。所以说,结盟反抗其他国家就没有意义。毕竟,我们都是文明古国,伟大而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发展/崛起)不可能被别国遏制(contained),也不可能成为第三方的棋子而被其利用(becomes part of anyone's plans)。因此,我们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在伙伴关系只能由两国自身的利益所决定,而不能由他国摆布。

对此,有论者认为是利好信息,说明印依然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传统,未倒向美国针对于我。笔者不敢苟同——这不过是一种“愿望思维”。联系去年9月莫迪访美和今年1月奥巴马访印的盛况和实际成果,很难让人怀疑美印接近的诚意和程度。联系中巴关系,以及不久前习主席访巴所取得的巨大外交成果,莫迪话外之意似乎自不待言。

这里,中国陷入一个话语上的困境。正如阎学通教授所指出的,传统上我们把“结盟”当作一个贬义词,专门用来批判美日同盟等“冷战思维的产物”、“地区安宁的破坏者”等,而没有把这一普通、正常的国际关系现象当作一种重要的外交手段和权力来源加以利用。近年来,我们也多次重申“不结盟只结伴”的立场,与俄、巴等外界怀疑为我盟友的国家“划清界限”。这样做或许有防止“不必要牵连”和“安全困境/激发敌对联盟”的好处,但是“没有敌人(或口头上不承认敌人)”的代价同样高昂——“没有盟友”。具体说,第一,当周边国家对我有需求时,我难以理直气壮提供援助,从而提升地区/国际影响力并树立大国的战略信誉。第二,当印借我“不结盟”话语旁敲侧击中巴关系时,我无言应对。第三,一旦有事,当他国将“结盟反抗”、“破坏和平”的帽子顺手扣在中国头上时,我们将遗憾的看到,这顶帽子的每一针每一线竟然都是自己亲手缝制的。

从民间角度看,此次莫迪之行给中国老百姓最大的收获莫过于电子签证,笔者也由衷点赞。但理性来看,这不过证明莫迪团队对“首脑公共外交艺术”掌握的炉火纯青。从一开始放风,到后来故作低调,再到临行前雪藏,直到最后一刻捧出——“球进了”——这一整套“帽子戏法”教科书式的运作,值得我们每一个从事公共外交研究与实践的中国学人深入领会。能把一个互惠互利(且本质上更多是服务本国旅游等产业)的政策包装成一件礼物,甚至被对象国民众看成恩惠,这也是“蛮拼的”。如今,印度已经拿这件“大礼”表示诚意,已经把球踢到皇城根下,北京如何接招?新德里,乐呵呵,正拭目以待。

中印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这是常识;但进一步细分,就是学问了。叶海林研究员在一次内部座谈中对中印相互需求做过比较,指出印度主要在三点上需要中国支持(或至少不反对):一是助其“入常”,二是勘定边界(实为割让领土),三是解除和巴基斯坦的特殊关系。显然,这些要求实质上都是“一锤子买卖”,即中国一旦公开表述支持印度“入常”,或公开签署勘界协议承认领土归属,或公开发表声明重新界定与巴、印两国的关系,印度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即告满足,而且其效应是不可逆的(即中国不可能再反悔说不再支持印度入常,或边界协议无效,那将成为国际笑话)。这意味着,中国一旦松口,战略上对印度也就没有利用价值了。反过来,中国对印度的战略诉求,亦即印度给中国的好处却都是按“分期付款”支付的,因为我对印最大战略需求是“维稳”。它不是一个指向具体结果的行动,而是一种需要不断投入资源加以维持的状态;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故印可在“交易”中“履约”、支付,也可“违约”而随时拒绝。任何有借贷经验的人都知道那句老话“借钱之前他求你,借钱之后你求他”;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老赖”需要法院强制执行呢?况且这还是在国内“有政府体系”(hierarchy),有强大的中央权威保障法律的强制执行;而在国际无政府体系(anarchy),印度一旦赖账,中国能够找谁“评理”呢?找美国吗?美国笑了,全世界都笑了。

在明确上述前提后,我们该如何客观评价莫迪此行呢?来的都是客,“来”总比“不来”好。中印关系能往好处走,必然是惠及两国人民;但专业人士在举国乐观的氛围下不能只当留声机、唱赞歌,一味迎合媒体和大众。古人云:“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作为非政府人士、作为独立学者,我们必须发声,哪怕明知自己的话不中听、不和谐,也要诤言政府、提醒公众,指出隐含的风险,才对得起国家的培养与人民的期望。

(作者为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人员,文章转自中国网)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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