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欧洲国家纷纷加入亚投行可以看作是欧洲重返亚太，其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迁就中国，而是因为自身国家利益，对于它们来讲加入亚投行是重返亚太的最好契机。首先，亚投行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其次，亚投行作为“一带一路”的助推器，将推动沿线与欧亚大陆国家的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由此有助于欧洲国家经济的振兴。最后，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国家纷纷加入亚投行实际上是完成了亚洲与欧洲两大经济体在时空上的对接，而这将推动亚欧大陆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并预示21世纪世界地缘经济与政治格局的转变和世界中心向亚欧大陆的回归。

尽管最初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参加亚投行的意愿受到美国的阻挠，但随着英国宣布申请加入为标志，德法意等国随之宣布申请加入，从而改变了之前亚投行成员以亚洲国家为主体的格局。亚投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投资目标，这是吸引“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尤其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的根本原因。亚洲开发银行预计，在2010年至2020年间，仅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就高达8万亿美元，远超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能力。更重要的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速普遍放慢，而基础设施投资有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新驱动。参与并分享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的收益是欧洲发达国家的共同愿望，亚投行及其所依托的“一带一路”为此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另外，对欧洲国家而言参与亚投行的组建，并力图成为其创始国还有另一考虑，即可以影响亚投行的治理结构、运行机制及未来的发展方向。针对亚投行，欧洲国家与美国选择了不同的应对策略：欧洲人选择了合作，而美国人则选择了对抗。从逻辑上来说，欧洲人的选择更为明智，既能消除自身对亚投行的疑虑，又能获得亚投行所能带来的收益。且不论西方国家对亚投行的疑虑是否成立，与美国的对抗策略相比，欧洲人的合作策略更符合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潮流。加入亚投行，正好让西方国家有机会了解，“一带一路”不同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任何机制化安排，如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共同体等，也有别于美国现在所极力推动的TPP、TTIP。它是以运输通道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样化合作机制为特征，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一种新型区域合作安排。尽管这不同于西方国家所创造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但它适应了亚洲发展的多元性。“一带一路”的开放与包容理念决定了它不仅不会挑战或取代现行的国际秩序，而且能够做到与现行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并行不悖，相互补充。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国家纷纷加入亚投行是希望借此在时空上对接亚洲经济体，推动自身经济的振兴。从历史上看，500年前世界的中心是欧亚大陆，即从西班牙海岸延伸到中国海岸的一整块大陆，当时的主要商道就是丝绸之路。过去500年，随着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被拦腰切断，为了寻找新的通往东方财富之路，于是就有了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开创了海权时代，因为一个简单的地理事实是，相互连接的海洋形成一体，正是它证明了在全球范围内现代世界里海权的价值。同时地理大发现开创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时代，西方不再是远离大陆的边缘，而是成为了整个世界的中心。哈尔福德·麦金德曾经讲到“哥伦布地理大发现的最大历史意义在于将地球翻转过来，令我们看到了包含欧洲，亚洲，非洲以及南北美洲在内的陆半球，更重要的是，不列颠大致处于该半球最显眼的地方。”显而易见，地理大发现的意义不在于地理发现，而是在于商业贸易与经济发展机遇的发现。连接世界的不再是丝绸之路，而是海洋通道，一条是从欧洲到美洲，再从美洲到达沉睡的东方，另一条是从欧洲沿着非洲，然后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最后到达印度与中国。那么，未来500年人类历史又会怎样呢？可以说中国“一带一路”的构想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地理大发现，它的最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又将地球翻转了过来，令我们看到了已经沉睡了500年的欧亚大陆，更重要的是，中国又回到了最显眼的地方。进入21世纪显然美式全球化体系正在趋于瓦解和崩塌，而中国不仅是过去30年里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并且正在成为21世纪全球化的主要引领者，世界体系的陀螺仪正在转向中国。

显而易见，欧洲重返亚太与美国重返亚太是不同的，欧洲认为中国崛起与亚洲发展是机遇而不是威胁，美国尽管也认为是机遇，但是美国又认为中国崛起是威胁和对美国亚太主导地位的挑战。欧洲重返亚太更多是从经济利益与地缘经济角度出发的，美国则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由此结果欧洲重返亚太是以投资开道，美国是以航母开道，甚至于认为TTP的作用也不亚于航母。欧洲重返亚太将推动亚洲与欧洲两大经济体的互通互联与共同发展，促进亚欧大陆的和平与发展。美国重返亚太无非是军力，盟友再加上TPP，而不断的军演，不断的挑拨国家关系，只会导致地区的分裂，动荡与冲突。目前，随着欧洲国家纷纷加入亚投行，美国无疑被逼入一种尴尬的困境。

（作者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现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在加拿大海外集团工作，文章转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