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明确目标之一，是把提升经济方略作为对外政策的一个支柱。完成和正式批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和一个史无前例的美中双边投资协定，将对实现这一个目标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这并不足以扭转美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领导地位令人不安地逐渐减弱的趋势。中国已迅速趁机利用了这种趋势。

美国的亚洲问题决策者面临的政治经济重要任务有三个：（1）加强与重要国家“再平衡”的双边经济合作部分，由此提升美国对亚洲承诺的可信度；（2）在成功管控美中竞争的同时，支持亚洲和整个太平洋地区高标准的区域经济融合；（3）恢复并加强负责国际贸易和金融治理的全球性机构。

这三个挑战需要同时急切地解决，因为美国和西方的经济领导地位，以及战后设立的那些相关机构正承受日益增大的压力。

战后机构的美国领导地位：一个缓慢的合法性危机

对许多亚洲人来说，“西方的”经济模式看起来不再像昔日那样具有吸引力。欧洲和日本目前正在发生的经济停滞、华尔街在引发最近全球经济衰退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与自由—市场改革有关的、迅速扩大的收入不平等，都在亚洲糟糕地上演。

美国和盟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也正在失去一些光环。这3个机构的高层领导人至今仍非正式地仅限于从美国、欧洲和日本挑选候选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在份额的分配上仍旧明显不足（因此投票权也少）。譬如，在亚洲开发银行，美国和日本目前各占有15.7%的份额，而中国只有6.5%。

对一些亚洲人来说，强加了很多条件的西方国家贷款确实难以承受，并且不适合于贫困国家。一个接一个的条件不断被加进一揽子贷款计划里。难怪中国想要建立自己的银行。

对美国的怀疑

亚洲各国政府普遍支持美国与亚洲保持强劲的经济交往，但他们怀疑“再平衡”战略的可信度。他们的怀疑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美国削减预算和无法从中东的战争中直接或间接地脱身。这个“重心转移”（起初称作“再平衡”战略）的前提是，随着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火逐渐熄灭，美国能将腾出来的战争资源和政治注意力转向亚太地区。

不过，既然目前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安全局势乱得一团糟，而且美国正忙于支持与伊斯兰激进分子打仗，亚洲国家自然认为奥巴马政府无力从中东“泥潭”抽身，从而不能将大家期望的资源调往亚洲。

在当前美国的政治和预算环境下，一些非常有效的“软实力”工具，如奖学金计划和英语语言培训项目，正面临削减或增速接近于零的最低限度。虽然与亚洲开发援助和其他经济项目有关的预算不断增长，但与军事相关的开支相比，它的起步基数极低。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人员配置就反映出同样的不足。

贸易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美国仍对一些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低技术进口商品保持森严的壁垒。譬如，服装鞋帽大约只占美国进口的5%，但对它们的课税却几乎占美国进口关税的一半。根据一个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机构“进步经济”项目的分析资料，美国对来自柬埔寨的进口商品（主要是服装）的关税比从英国进口各类商品的平均关税高出18倍。像柬埔寨和老挝这样的国家，年复一年不够资格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或者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另一个让亚洲感到沮丧的原因是美国国会的行为。像许多美国人一样，亚洲国家领导人反对两极分化以及政治运转失灵。政治运转失灵曾导致美国政府“停摆”和总统取消出访。他们非常沮丧地注意到，争取获得贸易促进权的长久努力毫无结果。获得贸易促进权被认为是国会批准最终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的前提。

困扰亚洲人的还有一个问题，即确保批准美国及时向多边开发银行补充支付款项很难。国会无法立法批准美国投票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包括配额改革，这严重破坏了亚洲人对美国的看法。

“竞争性的地区主义”的崛起

鉴于目前这种相当惨淡的国际经济形势，毫不奇怪，一个个新建或重振的组织———由中国和俄罗斯牵头或大力支持的———已开始挑战现有的地区和全球秩序。其中之一便是普京的“欧亚联盟”，其旨在加强俄罗斯的安全并抵消来自欧盟的影响力。另一个是由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创建的新开发银行。第三个例子是中国发起的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对亚洲最重要。这三个例子都是“竞争性地区主义”的表现，其目的是减少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并让多国政府摆脱美式贷款的苛刻条件。

这种趋势所体现的是对美国控制的不满。正如普京曾尖锐地说，冷战结束时，美国人“决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利益重塑世界”。

简单地说，美国作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领导者的合法地位正面临着威胁。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决策者如何采取行动去应对这种趋势呢？着重应采取以下三方面的行动：

1、强化“再平衡”战略的双边经济合作成分最紧迫的当务之急是国会通过贸易促进权，圆满达成并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奥巴马总统和高层政府官员也应超越具体问题和传统观点，阐明出于地缘政治和广泛的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和商业原因强化“再平衡”战略经济成分的理由。在适当的情况下，美国应做出单方面的“让步”，以帮助亚洲许多友好国家的政府。善意是一笔战略资产。

此外，美国应当为其经济和“软实力”工具大幅增加资金，全面实施其“再平衡”战略。也许美国不能或不愿对那些可与中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资助的项目相比拟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但它可以在建设亚洲的“软”基础设施方面做得更多，特别是通讯技术和英语语言能力方面。

进一步来说，美国应对从亚洲最贫困国家进口的纺织品和服装鞋帽免征关税。美国贸易和劳工部门的官员应想方设法帮助当地政府和社团预先考虑这会给面临风险的美国工人造成的影响，并采取措施减小影响。

最后，美国领导人必须做出更多努力，安抚民众，并普及关于贸易和投资的好处，同时解决由于外包、工资滞胀和不断扩大的不平等而受到最大冲击的那些人的合理经济需求。

2、在成功管控美中竞争的同时支持亚洲和整个太平洋地区高标准的区域经济融合

许多重点放在亚洲的新兴经济机构和行动都是由中国发起、主导或大力支持的。除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外，这些机构还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地区自由贸易协定、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东亚智库网络、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还有若干。发起或重振一些中国能够在其中施加影响力的泛亚组织，显然是北京区域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努力推动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用途也是如此。

在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方面，拥有10个成员国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仍很活跃。“以东盟为中心”已代替了“以东盟为主导”，且成为一个新的时髦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相反，以东盟为中心的组织没有遭受合法性减损。鉴于其无尽的会议和微不足道的成就，这种判断也许看似有点奇怪。但东盟各国领导人处心积虑地打造所有地区国家之间的平衡，以致没有任何国家占据支配地位。美国也适时调整，积极地适应了这种环境。

有21个成员国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致力于亚太地区的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亚太经合组织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亚太自由贸易区。美国支持这一目标。中国最近也表示支持，但有些人担忧，北京此举的主要目的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和资源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上转移开来。

鉴于这些情况，美国不应反对中国发起的组织性行动，也不应试图阻止其他国家加入这些组织。那样做只会为中国散布错误的“遏制”说法提供口实。相反，华盛顿应该对中国支持的诸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样的组织加以赞许，并避免对其他国家政府施压要求其不得加入这些组织。亚太地区国家政府无意被中国控制，美国的朋友和盟国已经很清楚明智的金融实践非常重要。

美国为直接推动亚洲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更大自由化所能做的确实不太多。但它应该通过高层访问和时不时发表支持言论来不断鼓励朝着这些目标迈进。美国应当继续重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始终对其他愿意做出承诺的国家开放，并申明该协定是最终将建成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组成部分。美国还应当向针对贫穷国家的东盟行动，譬如海关现代化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3、恢复并加强全球负责国际贸易和金融管理的机构

与此同时，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应当更加努力，重建地区和全球机构的合法地位。美国、欧盟和日本应该放弃对3个高级职位的垄断。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在这3个机构中代表性不足应无条件地予以纠正，即便中国现在将拥有自己的银行。使中国一直参与现有的全球秩序，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其单独发起的倡议成功与否。

为此，白宫应当重新开始努力，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法案。在这种背景下，充分及时地支付美国应拨付给多边开发银行的款项是非常重要的。

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许多这些行动似乎是不实际的。然而，现在是该行动的时候了。奥巴马总统应利用美国目前缓慢却平稳的经济复苏，来加强“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成分。他应该阐明，为什么在这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将有助于恢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领导地位，而且，要阐明为什么这事关重大。他应该指出，美国支持的战后经济和金融机构的改革，将凸显这些机构的合法地位，并强化那些支撑全球繁荣的准则。

最重要的是，奥巴马总统应该阐明，所有在这3个轨道上的行动都会阻止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的削弱，并对美国实现宏大的战略和国家安全目标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埃伦·弗罗斯特为美国东西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访问研究员，文章转自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