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中美两国关系不像表面上那样悲观，但中美关系出现下滑，首先在于，零和思维对两国建立战略互信不断造成严重影响和冲击。其次，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出现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和外部世界都很难准确判断彼此的意图，从而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困惑、担忧和防范，以及中国对此的反制。此外，两国关系受第三国的影响和牵制较以前更大。为此要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首先，两国都要有大局意识，中国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处理好国内的发展和改革问题，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恢复美国经济和推动国内改革。其次，两国对建构新型大国关系要有信心。第三，需要客观评估当前中美关系，管控分歧，加强合作符合两国最大利益。第四，还需要充分认识到中美对抗风险在增大。两国在处理彼此关系时都要有耐心，避免采取某些行动使中美关系走向对抗。两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两国朝着积极与合作的方向发展。第五，要从成功的合作做起，两国不仅需要共同倡导合作，更需要在具体问题上加强合作。第六，需要共同抵制第三国因素的干扰。最后，需要双方学会帮助对方。

前一时期，中美关系趋冷，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公开指责对方，学术和政策研究界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开始持悲观态度。尽管10月份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后，特别是APEC峰会期间习奥会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明显改善的势头，但是不少人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前景仍不看好。中美是不是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对抗？两国建构新型大国关系还有无可能？如果可能，中美两国都应该做些什么？这些都成了很多人关注的问题。

一、中美在走向对抗？

中美是不是在走向对抗？表面上看好像是这样的。政治上，去年习奥会时两位领导人建立的密切关系似乎正在疏远。第三国，特别是俄罗斯和日本，出于自身利益，正在试图把中美推向对抗，而且它们的努力好像也在起作用，在乌克兰和钓鱼岛问题上，中美两国出于维护其在友好国家眼中的信誉角度考虑，分别公开发表同情俄罗斯和支持日本立场的言论。在此背景下，虽然中美两国领导人公开表示希望建构新型大国关系，但两国部分官员似乎对此并不积极，突出地表现在他们不断在两国关系问题上公开发表强硬的看法。

安全上，中国加强了同俄罗斯的军事关系；美国加强了同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关系，跟越南也走得越来越近。同时，中俄和美日菲在东亚地区分别频繁举行军事演习，似乎正在形成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一方，美国与其盟国为另一方的较量。中美两国军队领导人面对媒体高调批评对方的做法似乎也印证了上述看法。

经济上，美国企业界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发展正在持越来越悲观的态度。近年来它们一直在抱怨中国政府将通过网络搜集到的美国公司的机密和技术转移给中国公司，导致市场上与美国公司的所谓不公平竞争。此外，它们还认为中国政府在开展反垄断系列行动时刻意打击美国企业。前不久，在美国企业界的压力下，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中国军人不当使用网络收集美公司机密，并将他们的名字公布于世。作为反击，中国政府叫停了两国间举行的网络安全磋商并以网络安全名义进一步限制政府部门使用美国生产的电脑软件。此外，中国国内不少人对美国倡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也充满疑虑，认为这是美国刻意打压中国经济的一个阴谋，美国也有些人认为中国倡导的RCEP是中国破坏美国主导的TPP的一个步骤，于是国际上不少人认为中美经济上的较量在不断升级。此外，由于种种原因，中美双边关于投资协定的谈判至今也没有取得重要突破。

由于上述原因，双方国内和国际上有不少人得出结论，认为中美关系不仅没有朝新型大国关系演变，反而在朝对立和对抗前行。

二、合作仍然是主流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分析中美关系，我们就会发现当前的中美两国关系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样悲观，主要表现在：两国合作的利益基础依然牢固，合作意愿依然存在，建构新型大国关系仍然是现实的可能。

首先，政治上，中美两国领导和精英大都还坚持认为建构新型大国关系是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并没有因为两国间出现某些矛盾和冲突而放弃追求避免对抗、加强合作、实现共赢的目标。2014年7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致辞中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视为“一种使命和责任。”他说，“中美两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双方存在不同看法，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和摩擦在所难免。”所以，两国都需要努力“管控矛盾和摩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建设性方式增进理解、扩大共识”。他号召两国“用积土成山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携手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努力

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其次，安全上，虽然双方军事领导人嘴上都很强硬，但两国军方都更加重视加强两军关系并取得重要进展，两国军事交流无论在频率、层次和质量上都有明显提升之势。前一时期中国海军应邀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也使得两国军事关系上了一个新台阶。与以往不同，2014年，中美两军开展了70多项交流项目，有些交流项目是前所未有的，比如在两军的操作层面开展联合演习和训练。另外，中美两军在避免冲突和建立互信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比较突出的是两军最近同意建立重大军事安全领域活动互相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时的行为准则，这有助于两军减少误判和避免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如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中心主任姚云竹少将所言，中美两军关系在走实、走稳，今年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两军最好的时期。

再次，两国经济关系密切，相互依存程度很深，而且还在不断加深。两国双边贸易额去年达到5200多亿美元，两国间双向投资存量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总额已接近2万亿美元。两国经贸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程度。所以，尽管两国经贸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但两国政府都认为通过谈判和协商管控这些问题和维护这一关系才是两国根本利益之所在。

最后，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上的共同利益不断在增加。在多边层面上，两国都希望维系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都希望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都致力于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都主张坚持公海航行自由的原则。这些都是两国合作的动力。

从历史的角度看，两国关系从来都是有起有伏。尽管目前两国关系处于近一时期的低位，但和过去相比还是有了很大的提升。因此，没有必要过于悲观，维护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对于两国利益巨大。除非出现重大意外情况，否则中美两国都不可能让这一关系走向破裂。

三、两国关系为什么下滑？

为什么近期两国关系会出现下滑呢？究其原因，至少有下面几个因素在起作用。首先，两国国内都有不少人受进攻型现实主义看法的影响。在此背景下，部分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影响担忧，主张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防范中国。此外，有些美国人认为，从美国安全利益出发，美国在东海、南海问题上需要维护盟国对美国的信心，所以不能对中国示弱。部分中国人也认为美国不会接受中国的崛起，所以必然要针对中国推行围堵政策，中国不应掉以轻心。还有一些中国人认为随着国力的增长，中国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国力虚弱的中国，所以在处理对美关系问题上，没有必要再对美委曲求全，而应强势应对。这种零和思维对两国建立战略互信不断造成严重影响和冲击。

其次，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出现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崛起中的中国既是崛起前的中国，也是崛起后的中国；同时又两者都不完全是。这增加了中美处理它们之间关系的难度。从身份上讲，崛起中的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发达国家；既是穷国也是富国；既是弱国也是强国；既是普通大国也是超级大国。如果说身份决定利益，这就意味着：中国既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有发达国家的利益；既有穷国的利益，也有富国的利益；既有弱国的利益，也有强国的利益；既有普通大国的利益，也有超级大国的利益。由于这两种身份和两类利益常常是矛盾或冲突的，中国在制定对外政策过程中越来越难界定自身的利益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在此背景下，中国和外部世界都很难准确判断彼此的意图，从而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困惑、担忧和防范，以及中国对此的反制。

此外，两国关系受第三国的影响和牵制较以前更大。主要表现在有关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做出一些事情，加剧了中美矛盾。比如说，近几年日本政府出于国内政治考虑，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中国强势回应。作为日本盟国的美国，出于维护其海外军事同盟的考虑，反复明确表示美日同盟适用于钓鱼岛，这使得中国人觉得美国在拉偏架，给中美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再比如，不久前俄罗斯为了抵制北约东扩，鼓动克里米亚独立，导致美国主张对俄制裁。作为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伙伴，中国觉得不能对俄罗斯“落井下石”，这也给中美关系蒙上阴影。此外，中国和美国在中国与越南以及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坚持不同立场也使得中美关系受到冲击。

四、如何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在上述背景下中美应该如何建构新型大国关系？

首先，中美两国在建构新型大国关系问题上都要有大局意识。中国需要充分认识到它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处理好国内的发展和改革问题，特别是落实十八届3中、4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改革措施，而不是急于解决南海和东海的领土和海洋权益问题。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过去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是为国内发展和改革维护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鉴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实力、地位和影响，处理好中美关系对于建构这样一个国际环境至关重要。与此同时，美国也需要充分意识到它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恢复美国经济和推动国内改革。在外交上，美国的主要目标过去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谋求包括与中国在内的主要国家的合作以最低成本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鉴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日益增强的影响，处理好中美关系对于美国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也非常重要。

其次，中美两国对中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要有信心。历史上虽然不乏大国崛起导致与守成大国对抗和战争的先例，但也出现过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没有爆发战争的情况。19世纪后半叶，美国崛起。到一战爆发时，其综合实力已经远远超过当时的守成大国英国，然而，美英两国并没有因此陷入战争。二战后，日本和德国再次崛起，经济规模一度占据世界第二和第三，实力地位快速上升，但这也没有导致它们与当时的守成大国美国之间出现对抗。

如果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关系的结局不一定是对抗和战争的话，二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也使得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出现对抗和战争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首先，二战后，国际上和平主义思潮占据上风，国际社会对国家通过武力对外扩张谋求国家利益做法的态度出现根本性变化，轻则会加以谴责，重则会强力制止。其次，全球化进程加速，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这一方面导致战争直接和间接的成本呈指数级上升，国家对外使用武力的做法越来越得不偿失，另一方面也给国家通过开展对外经贸关系谋求国家福利和国际威望提供了新的机遇。最后，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核武器国家之间的战争没有赢家，因此，核武器国家不再通过诉诸战争解决它们之间的问题，这已成为国际关系的现实。

中国以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方式崛起也大大减少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和抵制。首先，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多年来，中国不仅认同现存的国际秩序，而且成为其坚定的维护者，尽管由于各种原因中国还希望改革它；中国不是通过对外进行武力扩张追求海外利益和国际威望的，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在边界问题的做法上那就是中国不但没有寻求通过武力进行领土扩张，而是试图通过和平谈判把边界固定下来。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通过贸易的方式获得海外利益和国际威望，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不仅不是“零和”对立，而且是互惠和互利的。最后，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美两国在价值层面上的追求日益接近，两国都认同市场经济、法治、人权、民主这些基本价值理念，尽管两国国情不同，实施这些价值理念的方式也必然有所不同。所有这些都增加了中美两国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在上述背景下，很难想象中美这两个国家会认真考虑与对方交战，相反，它们更需要通过加强合作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中美关系前一时期的发展也佐证了这一点：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文化价值方面上的种种矛盾和差异，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密切、全面和深入。

第三，中美两国建构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客观评估当前中美关系。中美建交以来，经过30多年的磨合，两国关系出现了微妙但深刻的变化，性质上也发生了改变。和过去不同，中国不再是致力于推翻现存国际秩序的革命国家，而成为从现存国际体系中拥有众多和重大利益，并积极主张维护现存秩序的守成国家。如美国前国务卿佐利克所说，现在中国和美国一样，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支持者和改革者。和上个世纪70年代前不同，当前中美关系已经不是敌对的关系，而是错综复杂，冲突和利益共存，共同利益不断增加，价值差异不断缩小的关系。所以，管控分歧，加强合作符合两国最大利益。

第四，中美两国建构新型大国关系还需要充分认识到中美对抗风险在增大。作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中美之间出现对抗和战争虽然不是必然的，但仍然是可能的。这也就是说，两国仍然面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姆·艾利森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雅典的崛起改变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力量对比，使两国间关系不确定性增加，斯巴达人对雅典崛起的恐惧使斯巴达采取一些预防性措施，这最终导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如果实力均衡的改变和守成大国对崛起大国的担心是导致历史上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主要原因的话，中美力量对比改变和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也可能会演变为两国之间的对抗与冲突，甚至战争。

在此背景下，中美之间的分歧常常被无端放大，无论是传统的分歧如人权、对台军售、西藏和贸易；还是新问题，如海洋权益、政府采购、投资限制和网络安全等问题，都有可能导致双方关系紧张和冲突。有些不良政客们发现利用上述分歧谋取私利的做法格外有利可图，从而大肆宣扬两国冲突，加剧两国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情况也使得两国民众之间不信任增加，使两国政府务实和理性处理两国关系变得更加困难。由于中国的崛起，加之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的不确定性和矛盾性，中美关系出现负面互动的概率较以前增加。在这个关节点上，中美两国在处理彼此关系时都要有耐心，避免采取某些行动使中美关系走向对抗。同时，两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两国关系朝着积极与合作的方向发展。

第五，中美两国建构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从成功的合作做起。要消除两国国内对中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质疑，两国不仅需要共同倡导合作，更需要在具体问题上加强合作，通过成功的合作使新型大国关系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比如说，中美在朝核问题上需要加强合作，大力推动朝核问题的早日解决。首先，两国应该加强对话，就如何处理朝核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共识。其次，两国应该明确告诉朝鲜，后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唯一出路是放弃核武器。最后，中美应该向朝鲜表明，后者若想回到谈判桌上来，就必须履行过去它在六方会谈中做出的承诺，不得再借谈判提出新的要求，通过拖延时间趁机发展核武器。此外，如果朝鲜不接受上述谈判条件，两国应和六方会谈的其他三国召开五方会议，商讨采取进一步措施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以及在朝鲜再次进行核武器试验和导弹试验时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强有力措施进行回应的具体做法。两国还可以就朝鲜出现重大变故的情况下两国如何应对进行必要的磋商。

再比如说，中美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两国间高科技产品贸易。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一直实行严格的高科技出口限制，这严重阻碍了两国间贸易关系的发展，人为地加剧了两国贸易不平衡。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反复呼吁美国政府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但迄今为止，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政府是口头上积极，行动上消极。究其原因，还是美国有不少人持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放宽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对中国有好处，但对美国没有好处。实际上，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不仅对中国有很多好处，对美国也非常有利。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政策，美国可以增加对华高科技出口减少其对华贸易赤字，这有助于美国高科技公司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盈利，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可以利用增加的收益加大投入发展下一代高科技产品，从而保持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这是一个双赢的做法。美国政府应该调整心态，尽早做出正确抉择。

第六，中美两国建构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共同抵制第三国因素的干扰。由于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悲观，中国国内现在有些人主张与俄罗斯结盟，美国国内也有人主张联合其他国家与中国对抗。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想法。如果变成现实必将导致新一轮东西方对抗，给两国乃至世界的安全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威胁。

最后，中美两国建构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双方学会帮助对方。中美两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都面临各自国内政治的压力。帮助对方减少这种压力有利于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尼克松访华后，周总理就曾交待不要过多宣传中国取得了多大成功，目的就是为了减轻尼克松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现在中美两国在处理彼此关系时，也有必要在这方面有所考虑。毕竟，在有些问题上，对方领导人在国内的日子好过了，自己的日子也会好过些。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文章转自《国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