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的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00年前的7月，欧洲酝酿着一次世界大战，77年前的七月，日本全面侵华，这三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甲午一战，以洋务运动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戛然而止；而七七事变则打断了国民政府的十年建设运动。中日关系之于中国现代化太重要了，而历史恩怨依然成为中日两国难以摆脱的包袱，历史问题政治化、外交化，已经成为了中日关系难解的死结。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历史，而对历史的认识本身就会影响现实的判断。中日关系史的主调是友好交往还是战争，若是前者，那就必然会提出一个历史正义的问题，也就是谁对谁错，要不要做出道歉和赔偿。近代以来，中日的实力地位发生逆转，日本是加害一方，发动了一连串的侵略战争。这是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的黄金时代，也是人类智慧的失败，但为什么欧洲人可以超越两次大战，而亚洲现在却有些像100年前的欧洲呢？没有掰扯清楚的历史问题成了外交舞台的战略工具，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历史问题恶化了现实的双边关系，而彼此的厌恶又会让历史难以走向客观。这是个泥潭，但是没有人愿意从中走出来。

7月4日，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批评中韩在历史问题上合作，认为历史问题国际化对地区和平与合作毫无益处。的确，中韩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确实在合作，并且写入了两国的联合声明之中，两国将加强对历史资料挖掘与研究，比如慰安妇问题。为什么历史问题会变成外交难题？需要深刻反思的是日本，中韩之所以对历史问题久久不能释怀，根源还是日本没有满足“历史正义”的诉求。当年受日军戕害的慰安妇尚有幸存者，面对事实，日本政府还在“河野谈话”问题上暧昧不明，甚至有人还说出了慰安妇是军队的必要制度这样的混账话。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也没有明确而清晰的表态，安倍上台之后，国会和内阁官员参拜者创历史新高，有不少政客将靖国神社视为国家公墓，完全否定了历史正义的问题。姑且不说十四名甲级战犯被供奉于此，那乙级丙级战犯呢？以及两百多万死于对外侵略战争的军人呢？东京审判既是法律的审判，也是道德的审判，至少确认了日本作为侵略者的非正义性。而现在日本国内对“东京史观”的批判不断增加，“脱罪化”已经成为未来的趋势。也就是说，日本并没有直面自己的历史，而是试图掩蔽不光彩的侵略史，现在反过来又指责中韩两国揪住日本的辫子不放。

日本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也日渐采取了工具化的做法，将参拜视为外交筹码，每次参拜都会引起中韩的抗议，中日关系阴晴与日本政府是否参拜直接联系起来。靖国神社成了一道扭曲的外交风景，它既不是一处宗教设施，也不是国家公墓，而是日本历史形态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历史不仅是现实的根源，而且还是现实的一部分。

历史不仅是一堆碎片化的事实，更是夹杂着情感与世界观，历史的事实是可以澄清的，但为什么现在对中日关系的历史事实还是无法真正澄清的，即便组建了中日韩跨国的研究团队，也没有编纂出一本能够为各方接受的历史书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一致的历史观，没有对历史事实的共识，所以，历史就不能写出来。为什么没有这种共识？因为情感是有抵牾的，“侵入”和“进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感表达。而情感的形成必然受到现实的影响，中日关系的争端不断，两国国民彼此的印象变差了，面对历史的时候也难以平心静气。

在某种程度上，历史是有历史观决定的，历史观又无法脱离现实，中日关系降至近年来的低点，历史问题就更难以“超越”了。中日关系的症结在于东亚格局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已经不再，二战之后，日本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而东亚也变成了美苏冷战的战场。日本主导的雁阵发展模式引领了东亚地区经济复苏，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日本的模式宣告破产，但是日本依然是东亚第一经济大国，直到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日本的优越感变成了挫败感。日本并不适应中国变成东亚的领导者，也没有做好承认中国是亚洲第一的准备。安倍政府上台之后将日本打造为遏制中国的马前卒，包括建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推动中期防卫力量整备，直到现在解禁集体自卫权。中日关系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历史问题就变成了这种结构性难题的一部分。

即便解禁集体自卫权不等于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但它却改变了东亚国际秩序的一块基石——即日本是战败国，是个半主权国家，它无法真正融入东亚秩序之中。而解禁集体自卫权意味着日本朝“正常国家”迈进了一大步，使其可以更多的介入东亚安全事务。同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在1955年就建立了国防军，但问题是德国与欧洲国家实现了和解，历史正义得以伸张之后，历史当然可以被超越，战胜与战败的界线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而在东亚地区，日本与受害国的历史和解显然还没有完成，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不是意味着日本可以摆脱战败国地位，进而获得了从历史罪责中摆脱出来的机会呢？

美国从短期利益的角度出发，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但它造成了东亚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日本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地区安全事务。如此一来，中日关系的难题也将不仅仅局限于钓鱼岛这一双边难题，还可能涉及到南海、朝鲜问题等。中日对峙的领域会进一步延伸。如此下去，中日关系就多了更多的变数。

历史正义不能伸张，和解就难以达成，历史问题就不可能只是个学术问题。(作者为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学者，文章转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