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12月31日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率先表述的。随后，中国与印度(1954年6月28日)、中国与缅甸(1954年6月29日)以联合声明方式公开提出这五项原则，迄今60周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长盛不衰，显示了强劲的生命力。其原因在于它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具有深刻的本质特征，符合人类进步的时代精神。

其历史背景，概括起来说：1、它反映了二战结束之后、殖民主义瓦解过程中广大新独立国家维护主权成果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强烈愿望。2、它融会了新独立国家试图运用软实力防御任何强大外来侵略势力的卓越智慧。3、它的问世，体现了和平与发展开始成为时代主题所产生的强大动力，尽管当时人们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有意识地从时代主题的角度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其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联合声明的方式提出，显示了中国、印度、缅甸等发展中国家一批政治精英对人类历史的责任感和二战结束后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所起的独特的进步作用。

其本质特征，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理论意义在于它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1、完整性。它高度概括了国际法(国际关系中国家的行为规范)中最主要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2、兼容性。当代国际关系中经常提到的一些原则，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领土扩张主义，反对革命输出和反革命输出，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以和平方式解决政治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张彻底裁军、尤其是核大国率先裁减核军备，各国共同解决和平、发展、生态、人口、资源、气候等全球性问题，等等，从根本上说，均可在不同程度上纳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系之内。打个比方，如果说宪法是“母法”，其他法律是“子法”，那么，从国际关系角度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堪称各种国际关系准则中的“母法”。3、稳定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长远的普遍意义，其内涵之无可争议，连和平共处的实际破坏者也不得不至少在口头上表示承认它。而有一些人们时常提及的原则，诸如“尊重人权”、“相互支持和合作”等等，由于可能有各种不同解释，未必都能充分体现共性，因此难以被各国所一致接受。

实践意义在于它可以能动地加以运作。1、务实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忽悠人的说教，其矛头旗帜鲜明地指向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坚决反对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扩张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恐怖主义。对于这种客观上存在的针对性，不必有什么忌讳，但在公开宣传中应讲究策略和方法。2、普适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了一切国家特别是弱小国家的利益，它不仅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也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就其实质而论，由于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它不仅适用于国与国之间，也适用于政党与政党之间。后来我们党提出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就是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派生出来的，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3、动员性。当今世界上所出现的处理国际关系的诸多原则中，影响最大、最能引起广泛共鸣和强烈反响的，莫过于简明扼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已经被60年的历史所证明。

其时代精神将在新时期深化和发展。原因是：1、符合历史潮流。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独立，民族要振兴，社会要进步，经济要发展，生活要提高，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一潮流急切地要求履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突出国家利益原则。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依存性加深，国家利益原则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本质，恰恰是既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又要尊重他国的国家利益。3、构成国家关系良性互动的条件。在国家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中，贯彻实施双赢、共赢原则才符合各国的利益要求，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是产生这种良性互动的基本条件。这一点，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将其概括为“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

上述时代精神，还可以从另外两个角度加以考量。

一方面，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派生出一系列适合时代发展和变化、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具体论断或主张。例如：1、世界多样化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含了求同存异、淡化意识形态和各自选择发展道路等多样化的因素。2、新安全观。新安全观以互信互利、避免动武、对话协商、平等协作为基本内涵。在这一点上，俄罗斯等大国与我国的共同点较多。3、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实现独立、平等、公正、互利，共同发展、共同繁荣。4、国际关系民主化论。这要求国家无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一律平等。多边主义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国际关系民主化。5、大国关系良性互动论。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条件下，国家利益原则的理论发展。6、党际关系四项原则。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形成国际关系科学理论的双轨。

另一方面，如同围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产生许多新论断、新主张(例如我国领导人近期提出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构想等)一样，其对立物——强权政治也在制造不少新提法、新花样，实质上是在挑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例如“有限主权论”、“人权高于主权论”挑战国家主权原则；“侵略有理论”挑战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先发制人论”挑战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原则；“单边主义”、“单极世界论”挑战主权平等原则与联合国地位；“文明冲突论”挑战世界多样化论与和平共处(亦即“和而不同”)原则。这些强权政治理论虽曾风靡一时，但多半是要么夭折，要么遭唾弃，要么不得不用冠冕堂皇的外衣重新加以包装，仍具有一定欺骗性。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和为贵”与“和而不同”的中华文明传统，塑造中国和平发展的形象，成为“中国机遇论”的重要依托。鉴此，中国外交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基石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杠杆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旗帜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远景是推动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文章转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