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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淄川:伊拉克国家构建的败局
发表时间:2014-07-08 13:24 来源:国际网
美国推翻萨达姆后,将伊原有的国家建制彻底推翻,导致很多失势者投入反美阵营。同时,美国对伊社会改造估计不足,出动兵力不足以维持广大地区的治安,导致伊拉克成为“基地”组织的温床。当时美国应以一定的妥协换得旧体制成员的支持,或投入足够的资源来稳定秩序,但它都没有做。美国要为伊拉克的现状负责。与之相对,现代政治的关键是对少数派的保护和妥协,伊拉克转型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与逊尼派的关系。然而,马利基政府偏袒什叶派,将逊尼派边缘化,对库尔德人亦是如此,这种执政方式为三派的分裂埋下了伏笔。美国的不作为和马利基的偏袒最终导致ISIS的崛起。ISIS的崛起及其野蛮行径,就是伊拉克为转型失败付出的代价。而这个代价,会通过反映到油价、中东秩序等方面,从而产生全球性的成本。

他们就像是一股从沙漠里突然迸发出来的黑暗力量,突然占据了伊拉克西北部的大片地域,并直接搅动了中东乃至全世界的格局,引发油价上涨,外国公司撤离,投资者惶惶不安。虽然在2011年美国撤军之后,伊拉克始终动荡,恐怖袭击事件频发,无辜平民死伤,但极端宗教组织实质性控制大片领土并直接威胁首都巴格达近郊,这个场景依然让人有点不敢想象。无论叫什么名字,“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还是“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这个略显神秘的组织突然站到舞台的中央,都预示着伊拉克战后的国家构建正在面临着一场深刻甚至彻底的败局。

在几天里相继攻占了摩苏尔、提特里克等大城市之后,ISIS近期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是向巴格达方面继续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是攻占伊拉克与叙利亚、约旦边界上的重要关口,其目标是最终把伊拉克与叙利亚战争两个战场合为一体,让两边的战斗人员和武器装备可以相互支援,并进而在占领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宗教政权。有些讽刺的是,当全球化作为一种超现代的力量在冲破国家的传统边界时,极端原始野蛮的宗教狂热组织也在试图抹掉国家的边界,试图创造一种前现代的宗教分子的共同体。可以说,全球化产生了它反面的对应物。

当前摆在美国和伊拉克政府面前的短期任务是遏制ISIS的继续扩张,保住首都巴格达,并保障主要集中于南部的产油区的安全。由于ISIS行事极为残暴,积极传播并大肆张扬其公开集体处决被俘政府军士兵的照片,而且威胁要毁灭所有什叶派圣地,并对什叶派信徒进行集体屠杀,这就让什叶派民众对它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并团结了起来。而由于人数、装备等优势,以及南部的什叶派民兵也有较高的士气和战斗力,再加上美国和伊朗的潜在支援,ISIS继续保持已有速度向南扩张的可能性已不大,伊拉克西部及北部的逊尼派聚居区应该会构成它的天然边界。

但尽管ISIS会得到遏制,伊拉克也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北部的库尔德人的武装力量足以自保,该地区的油气资源也颇为丰富,他们早就对屈居于巴格达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心怀不满。在中央政府和ISIS激烈交战之机,他们迅速而兵不血刃地再次把北部重镇基尔库克收入囊中。伊拉克可能沿着什叶派、逊尼派与库尔德人的地理界线,成为三个事实上彼此分裂的国家,这个自从2003年美英发动伊战以来就不断有人提出的警告,现在已经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现实,而且,这种分裂还可能会伴随长期的拉锯战。

虽然存在很多争议,但公允地说,今天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本身。在美英出兵之前很多人都警告,战争可能导致伊拉克教派冲突和分裂,演变为极端组织和狂热分子聚集的渊薮,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大本营。而今天全世界都在目睹,从伊拉克的废墟中钻出了ISIS这个多么可怕的怪物。

伊拉克战争最受诟病的是,战争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美国所宣称的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战争理由,也被证明为子虚乌有。然而同样关系重大的是,美国在军事上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在新国家构建方面犯了很多错误。美国将伊拉克已有的国家建制几乎彻底推翻,比如,完全解散了伊拉克军队和阿拉伯复兴党,导致很多失势者投入反美武装的阵营。同时,美国对战后伊拉克社会改造的难度估计不足,出动的兵力不足以维持广大地区的治安,导致伊拉克成为“基地”组织的温床,而在萨达姆统治时期这些宗教极端势力受到严格控制,一露出苗头就被镇压。当时美国或者应以一定的妥协换得旧体制成员的支持,或者就是投入足够的资源来稳定秩序,但这两点它都没有做。相比而言,西班牙、南非等国的民主转型历程之所以平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实现了各个政治派别和全民的和解,有限度地宽恕了旧政权参与者的罪过,尤其是那些只是执行命令的普通人。美国要为伊拉克的现状负上一定的责任。

2011年,在伊拉克政府的要求和美国民众的支持下,奥巴马政府主持从伊拉克全面撤军,这其实有利于伊拉克的和平转型,因为美军既与逊尼派也与什叶派武装发生过冲突,其存在本身是个巨大的矛盾集中点,撤离可以简化局势。但是,伊拉克并没有抓住美军撤离后的机会,构建起包容性和多元化的政治治理方式。

现代政治的关键是对少数派的保护和妥协,避免“多数人的暴政”。伊拉克转型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与逊尼派的关系。逊尼派作为人口上的少数派,其政治权力占比应该比人口比例高一点,这样他们才能获得安全感并积极参与到转型建设之中,多数与少数才能实现微妙的平衡。固然逊尼派在萨达姆统治时期获得了太多的优待,但逊尼派民众本身并没有原罪。然而,马利基政府奉行偏袒什叶派的政策,将逊尼派的政治家边缘化,并忽视逊尼派民众,对库尔德人亦是如此,这种执政方式为三派的分裂埋下了伏笔。逊尼派民众对马利基政府的普遍不满,直接导致了ISIS的推进如虎添翼。

在ISIS把伊拉克西北部闹得混乱不堪之时,美国舆论也掀起了一场“归责游戏”的高潮,争吵谁应该为当前的伊拉克乱局负责。在2003年主导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新保守主义者看来,既然从2009年开始他们就已经“不在其位”了,那么此后伊拉克发生的问题都应该由奥巴马负责。他们或者指责奥巴马软弱无能,未能挺身而出抗击恐怖主义威胁,或者指责他心不在焉,没有严肃对待这场挑战。如前副总统切尼就称,奥巴马在“基地”组织的威胁面前放弃了伊拉克。

按照他们的主张,美国应该义无反顾地投入一场新的“反恐战争”,但可惜的是应者寥寥。奥巴马连续在叙利亚、乌克兰和伊拉克事务上选择置身事外,不是因为他“软弱”或“绥靖”,而是因为美国选民已大都主张国家不介入海外的军事冲突。新保守主义者的调门虽高,但已不足以改变政府政策。

事实上,奉行孤立主义和现实主义,对遥远国家复杂的内部冲突持一种冷静甚至淡漠的态度,拒绝彻底改造别国社会的盲目冲动,一直是美国保守派对外政策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小布什所代表的所谓“新保守主义”,是美国保守主义的一个支流,它的一个主要特征,即介入和改造别国社会的强烈冲动,是传统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所不具有的。而在“新保守主义”的辉煌时代过去之后,美国保守主义也许在返本归元。另一方面,美国自由主义虽然常常更强调美国的国际责任,并对全球化、民主化抱有一定的浪漫主义情绪,但他们也反对在海外过度使用武力,主张通过妥协和对话解决冲突。所以可以说,在伊拉克政策上,美国主流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正在产生交集,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得出了类似的“不干预”的结论,而更强调“反恐”的新保守主义则沦为边缘。

历史上,越战后遗症曾使美国多年里不愿轻易进行直接的海外干预,不过,1991年海湾战争和1999年科索沃战争,美国依靠高科技武器以近乎零伤亡的代价轻松获胜,逐渐治愈了越战后遗症,强化了美国海外武力干预的信心。然而在伊拉克战争中,另一次轮回又开始了。现在美国人又处于伊战后遗症的阴影中,对所有的海外军事行动变得谨小慎微。

然而ISIS的势力能否被有效遏制,取决于美国军事介入伊拉克的强度,如果美国既不派出地面部队,也不愿给予伊拉克政府强有力的空中支援,那么从已有的战况和双方军队的表现来判断,伊拉克政府军最多只能守住什叶派聚居地域,很难击溃甚至根除ISIS。美国的克制和“软弱无能”可能引起嘲笑,然而这也意味着美国不愿扛起维护中东区域安全的重担,而安全和秩序,却是在中东投资和拥有商业利益的各方都需要的公共品。美国的胡乱干涉可能激发众怒,但美国置身事外,缩手不顾,也未必就是各方的福气。

和美国相比,中国与伊拉克的利益关联不够紧密,但同样存在着有关伊拉克的争论。美国当前争论虽然激烈,但双方都认可一个前提,就是伊拉克的转型出了大问题,争论的只是谁应负责。而中国的争论往往集中于伊战是否正确,伊拉克是否适合搞民主。民主在原则上是否是一种好的治理方式这个抽象问题,和伊拉克的转型是否犯了具体的错误,是分属两个层面的。伊拉克民主实践的失败并不代表民主原则的失败,而且,伊拉克的转型不止关乎民主,还关乎国家重塑和身份构建。

和所有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伊拉克独立之后的主要挑战是实现民族国家的构建和现代国家的转型。阿拉伯国家的边界大体上是西方殖民时期划定的,独立建国则是各国的精英阶层仿照源自欧洲的民族主义而推进的宏大蓝图,是要把那些星罗棋布、交错杂居的,其忠诚属于各自的部落、教派、民族的人捏合为一体,构建一种民族的身份认同,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的共同体”虽然细究起来是虚拟的,但却是现代世界秩序的常态单位,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所必需的基石,是形成国家、权威与秩序的必由之路。

萨达姆领导的阿拉伯复兴党对伊拉克社会的改造,是构建民族国家的一种尝试,但它最终走入了歧途,把整个国家统合于一个独裁者的意志之下,变成了对领袖的绝对忠诚和强人崇拜,这种依靠纯粹和野蛮的暴力来维持的民族国家构建,是必然要崩溃的,而且确实也随着美国坦克开进巴格达街头而坍塌了。

在那之后,伊拉克迎接了一个新的机会,伊拉克的政治家和民众有机会构建一种更具有代表性、包容性和持续性的民族国家模式,将民主改造与向着现代国家的转型有机地融为一体。然而,由于美国占领当局和伊拉克政府本身的错误,也由于萨达姆长期统治所形成的拒绝妥协、崇拜暴力的社会土壤,这个机会现在看来是被浪费的,而且很可能,是被永久性地浪费了。从某种意义上说,ISIS的崛起及其野蛮行径,就是伊拉克为转型失败所付出的代价。而这个代价,可能也会通过反映到油价、中东秩序等方面,而产生全球性的成本。

(作者为经济观察网记者,文章转自经济观察网)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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