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派在当时并不是自民党的主流，所以，他们一再向掌权的鸽派发起挑战。比如，上述鹰派的这些改变现状的行动并没有向鸽派大平首相报告，园田外相也对他们行动表示过不满，他说：“我的意见是：第一，尖阁列岛已经在我国控制之下，第二，没有必要再采取显示有效支配的动作”。后来，日本政府制定了不批准右翼团体在岛上设立灯塔的方针，而且还将这一方针通报给中国。但是，这并没有限制鹰派的盲动，1997年4月27日，日本石恒市议员鹰派的仲间均与《产经新闻》社记者公然登上钓鱼岛。1999年7月23日，民主党鹰派议员西村真吾在日本众议员安全保障委员会提议国会议员登陆钓鱼岛，因为没有人表示反对，被提交理事会讨论。2009年，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国会回答民主党鹰派议员前原诚司的提问时说：钓鱼岛在日美安保条约保护范围之内，从而引起了两国之间摩擦。

2010年，在民主党鹰派前原诚司担任国土交通大臣期间，主导了逮捕中国船长的闹剧，激化了两国之间的矛盾。2012年4月，著名鹰派人物石原慎太郎宣布由东京都购买钓鱼岛，导致野田内阁做出对钓鱼岛的“国有化”决定，再次引起中日之间的争端。2012年年底，自民党鹰派的核心人物安倍晋三再次组阁，在钓鱼岛问题上，延续民主党鹰派的主张，声称中日两国不存在“搁置争议”的共识，致使两国陷入钓鱼岛僵局。

三，“右翼”与钓鱼岛问题

日本的“右翼”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激进另类集团，甚至具有犯罪倾向，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它们具有极端民族主义特点，因此，经常为政界的鹰派所利用，并通过其极端行为挑战“搁置争议”的默契，影响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破坏中日关系的稳定。

“右翼”的概念及其构成。“右翼”这一政治学概念本来是指保守的国粹主义思想倾向，因为他们重视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所以，在此意义上“右翼”一词与“保守”、“守旧”具有相同含义。我们现在所说的日本“右翼”，是其中的“极右”势力，主要是指那些在街头进行宣传、示威和扰乱治安活动的团体。日本的“右翼”往往与黑社会有关联，有的本来就是黑社会演变而成的偏激政治团体，日本警察对他们的定义是：以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为基础的市民运动，具有恐怖主义倾向，是警察监视的对象。

日本“右翼”团体的源头一般被认为始于明治维新之后的“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当时他主张“征韩论”）。后来逐渐演变成用极端手段维护日本传统天皇制、反华、反社会主义，维护日本传统文化的国粹主义。据日本战前的内务省统计，1927年至1937年间，“右翼”团体达到最盛期，当时有大约634个。战后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对“右翼”是决定性打击，但是他们一直否定战后的雅尔塔体制，拒绝承认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战前的“右翼’组织“独立青年社”主干儿玉誉士夫、“神武会”的大川周明、“国粹大众党”的笹川良一等人都被定为甲级战犯。日本的“右翼”在战后以“亲美反共”的形式出现，因为这一点，日本政府也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据统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大约有五百个“右翼”团体，总计大约12万多人。

战后“右翼”参与钓鱼岛“保钓”活动。这种组织主要包括“大日本赤诚会”、“日本尖阁诸岛防卫协会”、“日本人会”和“日本青年社”等。“大日本赤诚会”是战前的日本军人、后来成为战犯的桥本欣五郎于1936年创建的“右翼”组织。该组织曾经积极参与侵略中国的活动，当时叫“大日本青年党”，该党后来改称“大日本赤诚会”继续从事“右翼”活动，宣传反华和摆脱美国的主张。“日本人会”的成员经常以“建国义勇军国贼讨伐队”和“建国义勇军朝鲜征伐队”的名义进行过激活动，曾经暗杀过日本社会党领导人、威胁过外务省审议官田中均，因为他主张日朝两国改善关系。

在参与“保钓”行动的“右翼”组织中，“日本青年社”最为有名。该组织是日本政府指定的黑社会性质的团体“住吉会”的下属组织，他们忠于右翼领袖儿玉誉士夫创立的“青年思想研究会”，所以，后来改称“日本青年社”。该社成员大约有3000人左右，在全国各地议会都有其支持的议员当选，因此对日本政治也有一定的影响。该团体的主张是“以高贵的日本历史和国体为基础，匡正文教与政治，恢复国权与领土，实现平成维新，为子孙万代建设一个太平的道义国家”。该团体还主张团结爱国同胞同内外的不正行为作斗争，打破占领宪法和波茨坦体制，恢复日本的国体，也就是所谓真正的以天皇为核心的政体。但是该团体脱胎于“住吉会”，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可以认为等同于日本暴力团，即，黑社会的组织，所以为日本主流社会所不容。

“右翼”挑战“搁置争议”的默契。1978年5月11日上午，“大日本赤诚会”2人、“石门同志会”2人和“四国天地会”1人共计5名成员在冲绳伊良部岛租了一艘渔船，冲破海上保安厅的监视船登上钓鱼岛，升起了日本国旗。26日，这5人向海上保安厅求救并离开钓鱼岛。这是战后首次有日本人在该岛升日本国旗。此次活动打破了中日两国自邦交正常化以后在“搁置争议”默契下“相安无事”的局面。之后，8月12日，也就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之日，“日本青年社”成员登上钓鱼岛，并在岛上建立了一座灯塔，1988年6月9日，建塔10周年之前，他们又再次登岛对这个灯塔进行了维修改建（2005年，该塔被无偿转让给日本政府所有，由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管理）。1996年7月，“日本青年社”又在北小岛建立了第二座灯塔。它们还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将这个灯塔记入日本航海图（在中方压力下日本没有将这个灯塔记入日本航海图）。8月18日，该组织又在钓鱼岛竖起一面日本国旗，1999年9月5日，该组织又一次派人登岛。2000年4月20日，他们在钓鱼岛建立“尖阁神社”模型（后来被中国保钓人士拆毁）。

“右翼”与鹰派沆瀣一气。“右翼”与日本政界的鹰派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2000年，自民党政府森内阁的官房长官著名鹰派人物中川秀直就因为与“日本青年社”副社长滑川裕二有交往，并被疑向该社提供过官房机密费，不得不引咎辞职。2001年5月，“日本人会”成员强行登上了钓鱼岛进行示威，该会的会长是日本“右翼”活动家，“建国义勇军”的创始人，日本刀剑友之会会长村上一郎，而最高顾问竟然是民主党鹰派议员西村真悟。其实，村上早在1999年7月就与当时的日本众议员议员西村真悟相识，他后来成为西村真悟的政治资金提供者之一。2003年12月19日，村上一郎被日本警视厅公安部逮捕，西村真悟作为该组织的最高顾问受到牵连，不得不辞去民主党众议院防灾对策特别委员长的职务。

“右翼”与鹰派政客沆瀣一气挑战“搁置争议”的默契。日本“右翼”的行动有时受到政界鹰派的支持，比如，2004年，日本鹰派议员成立了“保护日本领土（竹岛、尖阁诸岛）行动议员联盟”，会长是自民党鹰派议员森冈正宏，副会长是自民党的岩屋毅和柏村武昭以及民主党的原口一博和松崎公昭，民主党的松原仁是事务局长，这些人都是鹰派，置于自民党的久間章生、武見敬三、玉澤徳一郎和与謝野馨等鹰派人物则都成了该联盟的顾问。2005年3月3日，该议员联盟曾邀请右翼组织“日本青年社”干部到国会，他们向该会到会干部表示感谢，称赞他们保卫了钓鱼岛。“右翼”也被石原慎太郎所赞赏，2003年2月3日，石原在《产经新闻》发表文章公开赞扬“日本青年社”出资在钓鱼岛建立了“漂亮的灯塔”。石原在文章中承认是他听说灯塔已经设立，便向运输省介绍了情况，并派遣了专家，完善了灯塔的设施。而对于日本外务省不同意将这个灯塔记入航海图的意见，石原认为这完全是因为顾虑到中国的态度，是背叛了国家和国民，是听任国家利益的丧失，是卖国行为。

小结

在外交政策分析的各种模式中，国内政治模式强调的是国内各种政治集团之间的互动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其特点是避免把一项政策的展开归结为政府一元化决定的结果。日本的外交政策往往是各政党，特别是政党内部各派阀之间互动的结果。就本文所涉及的钓鱼岛政策来说，主要涉及了日本国内政治中鸽派、鹰派和日本社会的“右翼”三者之间的互动过程。由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自民党的鸽派曾长期处于对政治的主导地位，所以，两国之间关于“搁置争议”的默契虽然一再受到鹰派和“右翼”的挑战，但是并没有被根本动摇。但是，现在由于日本国内政治格局发生变化，鸽派失去主导地位，多年来受鸽派影响的外务省也受到各种力量的牵制，而鹰派势力却有扩张的趋势，特别是原“青岚会”成员鹰派石原慎太郎和以松下政经塾成员为主体的民主党内的鹰派在中国威胁论和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企图放弃“搁置争议”的默契（其实这些人本来就不赞同有搁置争议的默契），推进对钓鱼岛的所谓“实效统治”（这是他们一贯的主张）。在这种气氛下，鹰派和“右翼”所挑战的将不仅是日本国内政治中的鸽派，而且这种挑战必然指向中日关系。今后，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都将面临如何应对日本鹰派主导国内政治并进而主导钓鱼岛政策的局面，日本社会的和平主义者（他们是鸽派）、自民党内的鸽派、自民党的执政“搭档’公明党（鸽派）将如何牵制鹰派的冒险，将是今后人们关注的焦点。从长远来看，由于日本社会政治生态中存在着鸽派、鹰派和“右翼”等不同的集团，这种现象不会在短期内消失，所以，伴随各派的力量消长，钓鱼岛问题还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摇摆，“搁置争议”的默契还将继续时常受到挑战。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外交政策研究所成员、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文章转自第一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