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东亚区域可以成为一个“跨体系社会”

问：你在大连的达沃斯论坛上简略讨论过东亚内部的共同性和差异性问题，能否就这一问题展开说一下？

汪晖（以下简称汪）：东亚尤其东北亚地区的共同点本身还是很值得探究的。存在共同点，存在共同的需求，并不是说要把所有的领域都组织到一个共同体里面去，而是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共享的空间，让不同的东西可以在共同空间中来展示。现在重提朝贡网络，并非要重建朝贡体制，而是借此思考怎样的联系模式、怎样的空间可以让不同的东西相互连接，却又不取消差异性和多样性。即便在同一个平台上活动，也允许参与其中的主体对于这一空间及其活动有不同的解释。我曾用“跨体系社会”来描述中国，用“跨社会体系”描述亚洲区域的历史联系。说中国是一个“跨体系社会”，是说其中有很多不同的体系，如族群、宗教、语言及地理区域，等等，但它也是“一个社会”。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东亚地区是一个“跨社会体系”，其中有好多个社会，韩国社会、中国社会、日本社会，但又共享了很多东西，可以视为一个体系、一个文明。这个体系的结构性不那么强，是由很多历史传统和现实联系连接起来的，也与其他的区域及其文化相互渗透和联系。在20世纪之前，一般对朝贡体系的论述以中国为中心，从明清以降的历史来看，这是有理由的，可是在这个体系当中，有多重的体系和错综复杂的纠葛，并不都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无论在沿海区域，还是在内陆亚洲，都存在双重或多重朝贡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社会本身不也是一个“跨社会体系”吗？着眼于未来，亚洲区域不也可以成为一个“跨体系社会”吗？

区域网络多头发展的潜力

最近谈得很多的自贸区是一种形式，它与1990年代设想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区域化是有区别的。现在上海自贸区已经揭牌，此外还有重庆、大连等地的自贸区试验和动议。上海自贸区是由城市来建立区域性的经济联系，而不完全以国家间关系为中轴。当然，没有国家的前提和中央政府的支持，自贸区的实践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在东北与俄罗斯，在广西、云南与东南亚，在新疆与中亚地区，等等，都已经有区域性的贸易网络，而且以后都有可能建立自贸区。现在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很高，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内需和内向型发展，但另外一方面区域化进程不可能终止，而且速度会越来越快。如果将这些区域化过程与上海合作组织这一以国家为中心的体制做比较，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区域化过程的不同形态。但无论哪一种形态，都没有形成欧洲共同体的模式，并没有出现以区域为单位建立统一的政治结构的问题，从而也不存在围绕所谓政治边界与文化边界的统一而产生的种种争议（如欧洲的土耳其问题）。当然，这种低水平但更灵活的统合关系显示了一种不同于欧洲的区域化模式，也突显了国家和主权范畴在亚洲地区的分量。

强调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意味着尊重20世纪的历史遗产。但在经济一体化和政治文化的共通性的基础上，考虑区域构架的形成，也不可避免地去考虑朝贡体系的历史传统，其要点就是如何形成一种由灵活纽带连接的、未必同一化的共同空间。这种共同空间当然有其实体形式，但未必需要建立欧盟式的国家体制。目前看来，最有意思的就是前面提及的区域网络的多头发展。上海合作组织是国家间网络中非常成功的案例，上海自贸区及重庆等其他区域网络，则是以城市和区域为中心形成的网络。不同方向的区域网络之间没有立即的联系，但这种多头区域化非常值得注意。在多向区域化的过程中，中国的角色也是多元的，既是中亚条约体系的一部分，也是东南亚体系的一部分，也是东北亚体系的一部分，其中纵横交错着各种复杂的区域联系。这种联系的多重性如何变成一个协调性的网络，这种多重身份到底蕴含着怎样的政治可能性，无论对于国家的内部关系，或是对于区域及国际关系，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东亚需要解决危机的协调架构

问：现在东北亚地区政治危机的解决，看起来非常棘手。

汪：现在东亚区域的政治危机日趋严重。中日之间、韩日之间，矛盾趋于尖锐化。从东亚来看，首先是中日关系问题，因为它涉及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影响非同一般。日本不是核武国家，却有能力转换为核武国家，且军事潜力很大，这两个国家如果发生大规模冲突，对全世界的冲击会很大。因此，如何促进中日的和解，是最重大的问题。中韩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上都较平稳，但我最近两次访问韩国，也感觉到韩国媒体对中国的担忧——夸大一点说，是中国威胁论——也在加深。区域内的不协调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修改原有的区域关系，另一个是美国始终是战后东亚区域的内在要素，所有的变动和矛盾背后都存在着中美间、日美间、韩美间的关系及其平衡。换句话说，这一区域内的矛盾和冲突涉及世界前三大经济体。韩国的排名在前十五位，但同时也是世界第七大出口国和第九大进口国。

讨论东亚问题，需要思考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区域构架来解决现在的危机。过去的国际法和国际体系是在殖民主义历史中形成的，中国从来没有真正参与这些规则的制定，因而解决区域危机既需要在既定框架下博弈，又需要对既定框架本身进行修订和改革，使其更加公平和符合多方利益。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需要一定的机制。东亚区域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协调的构架？东北亚区域要实现和解，形成更加有效的协调机制，它运作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是要往欧盟方向发展，还是要向东盟方向发展，还是要向一个什么样的构架去发展？这一点各方都不很清楚。目标不清晰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以钓鱼岛为例，中日建交的时候双方以模糊的方式悬置了主权问题，并容忍各自的表述。这是现实政治需求的结果，但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传统的产物。所谓的默认或者暂时悬置，不仅是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有一套历史传统支撑，中日两国的那一代人都还能理解这个东西。但随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主权概念在经济领域变得最为清晰，海洋划界的清晰化并未化解冲突，反而导致了新的争论。所有权的概念，主权的概念，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法律关系，没有提供解决之道，反而成为问题本身。关于钓鱼岛的“国有化”和随后激化的主权争议，从法律的角度看，中日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一方重历史，一头重现代，各自的宣称很相近（如历史上或法律上都是固有领土，不存在主权争议等等），但互不承认。近日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一起发表声明，反对所谓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一动作表示日本并不准备在东亚区域框架内解决问题，它诉诸的是美国、澳大利亚等内在于东亚区域却又不是东亚区域内的联盟力量。从早前提出“十加六”（即东盟十国加中、日、韩、美、印、澳）以取代中国提出的“十加三”（东盟十国加中、日、韩），到日美澳共同声明，都表示日本并不想在区域框架内解决问题。1990年代至新世纪初期，日本社会有关亚洲的讨论包含了“脱美国化”的含义，即试图摆脱战后美国主导的态势，但这个态势已经伴随有关亚洲话题的讨论一并衰落了。

朝鲜半岛的停战体制及朝鲜核问题也是讨论东北亚问题时不可回避的问题。除了围绕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东北亚的学术对话和经济交往很少涉及朝鲜问题。从历史根源上说，这个地区的核问题并不是由朝鲜开始的，而是从美国在战后介入这个地区时开始的，无论是第一次使用原子弹，还是最初核武器进入这个区域，全都是美国带来的，这个问题从1950年代到今天没有消失，但由于霸权构造，它却始终不能成为讨论和谈判的话题。朝鲜半岛不是一个和平体制，而是一个分隔朝鲜民族的停战体制。怎样从停战体制向区域和平转化，是朝鲜半岛的首要问题。钓鱼岛问题是战后安排的产物，中国作为当事国没有甚至也被排除在条约谈判和签订过程之外。钓鱼岛本身并不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但是钓鱼岛问题确实是由战后琉球的特殊归属关系所造成的。两岸关系已经有了重要的改善，但仍然处于战后体制的过渡时期。

美国不能总是以霸权的形式存在于东亚

从根源上说，讨论东亚区域化的目标，离不开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角色和存在方式的分析。战后美国霸权渗透在东亚区域之内，两岸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中日冲突、朝鲜半岛的分割，美国霸权的存在都是关键原因。美国有它的经济利益，可以继续充当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力量，但美国不能够总是以霸权的形式存在于这个区域。东亚的区域化并不等同于要求美国退出，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力量也从来没有要求美国脱离亚太。但美国在亚太的存在模式必须改变。美国没有理由用军事力量威慑其他国家，分割这个地区。伴随区域经济的成长，美国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充当东北亚的警察。

日本与韩国的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战后体制或停战体制的产物，美国的军事保护和政治干预是历史前提。我们可以说，美国霸权是日本和韩国政治社会体制的内在部分。在1990年代，韩国、日本先后提出亚洲或东北亚的区域化问题，都包含着“去美国化”的动机。今天美国所谓“重返亚太”，固然是针对中国的一种战略平衡，但从长远来看，也是要遏制韩国与日本的“脱美”倾向，控制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不要向“脱美国化”的区域化方向发展。对于日本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伴随美国霸权的衰落，或者至少不再能以今天的模式存在，一个“后美国的日本”如何从战后体制过渡到一个新的和平体制，而不是通过修宪以重回军事化路径。为了促进日本的这一转变，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区域政策，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

亚洲合作需要有感召力的政治

问：现在中韩关系相对良好的发展，是否会对日本有某种推动或制约？

汪：现在亚洲地区不同程度地弥漫着中国威胁论。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缺失也有其国际后果，即中国的自我论述如“和平崛起”难以在国际舆论中产生实质的影响。如果中国的知识精英闭目塞听，不愿意面对这一状况，中国的国际处境会更坏。最近日本媒体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因素促进了亚太的团结”，这固然是偏见，却也描述了部分的事实。中国威胁论促进了日本与东盟国家和印度等国的关系。现在中韩关系整体不错，但韩国社会仍然弥漫着中国威胁论。一个国家兴起时候，怎样才能既做到自信，但又尽可能地消除疑虑，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拿中韩关系来说，似乎所有方面的进展都是顺利的，但为什么这么多人对于中国的发展感到担忧？因此，避免新的亚洲一体化进程变成遏制中国的进程，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日本右翼希望推进一个去中国化的亚洲共同体，而不是去美国化的亚洲共同体。在讨论亚洲问题的时候，必须把美国及其战后的角色重新放进来。

现在不仅需要推进亚洲国家之间的合作，而且要有多重论述。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合纵连横的战略家，却看不到真正有感召力的政治。万隆会议是有感召力的政治，日内瓦会谈是有感召力的政治，因为它们基于对所处时代的基本问题的分析，提出了能够促进亚非国家团结的议程。那个时代的政治思考除了涉及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及国际关系问题外，也包含了对每一个社会内部的不同力量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政治的展开并不仅仅是在国家之间，也可以深入到任何一个社会的内部关系之中。如果只是以民族国家作为边界来界定敌我关系，那么政治就凝固为国家间的斗争了。今天日本社会的右翼化日益严重，但日本社会内的进步力量也在进行令人肃然起敬的斗争。我们自己的社会也同样存在着分化。政治的展开总是需要进入到一个社会内部去区分不同的态势和力量，寻求新的团结，进而明确新的目标。这也是我反复提及的重新政治化的目标。

（转载自《21世纪经济报道》，有删节，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题目为国际网编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