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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四大失衡
俞正樑
发表时间:2013-11-01 11:25 来源:国际网
对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几乎没有人能够准确阐释什么是“再平衡”,这个战略设计中存在太多的矛盾性和不平衡性。美国财政捉襟见肘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最有力的制约。美国既想确保亚太重点,又想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掌控一切,是一个两难的战略选择,导致美国全球战略上的失衡。美国从安全、外交和经济三个方面进行着它的战略再平衡,但这三方面无法形成最充分和最有效的战略合力,以致军事成分一直成为舆论的焦点,致使中美对抗论甚嚣尘上,而日本则有恃无恐,右倾加剧。美国并未下定决心要与中国直接对决,也未放弃对华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最后,美中双方博弈的战略意涵只能是通过博弈寻求一条新型的大国相处之道。

近年来,美国关于其战略调整和走向有过各种定义,如“战略重心东移”、“重返亚洲”之说,凸显亚太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急剧上升。但是,上述表述难以全面、准确地概括此次战略调整的错综复杂和不确定性,且已造成破坏性后果,从而引发国内外许多争议和反思:一是认为“东移”或“转移”歧义较大;二是认为美国从未离开过亚太地区;三是过于明显地围堵中国。于是,美国随即改称“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其战略意图尽可能加以掩饰,对其关注重点作重新调整和进一步充实。美国对这一战略的不断诠释并未导致一个十分清晰的战略,华盛顿几乎没有人能够准确阐释什么是“再平衡”,战略设计中存在太多的矛盾性和不平衡性,以致外交界人士怀疑该战略是否会变成“烂尾楼”。

亚太地区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美国将战略重心放在此区域是时势使然。况且,美国新国防战略强调,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到印度洋和南亚这一弧形地带具有极大战略重要性,美国必须恢复亚太地区的平衡。亚太再平衡战略只不过是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重点转移与全方位战略重新布局的重要部分,是战略守势与战略攻势的辩证统一,是综合性战略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必须强调的是,其中每一个战略因素都包含了中国因素。其实,亚太地区战略力量对比从未平衡过,一直处于向美国一边倒的战略态势。美国所谓的“再平衡”,实质上是怕被中国“平衡”。亚太再平衡这一新定义,较为清晰地勾勒出美国现阶段战略调整的方向和态势。亚太再平衡战略虽然貌似一种攻势战略,却有其内在困境。它所引发的不平衡或失衡日渐暴露,不断导致该战略被“再平衡”,因此,何时能真正实现战略转移,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一、国内失衡

当前,美国内外交困,对内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赤字、失业率双高的巨大压力,对外面临欧洲困局、中东乱局和亚洲变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杰茜卡·马修斯认为,最紧迫的挑战是由欧美无力解决各自的财政和金融危机引发的西方民主模式的危机,以及对美国“退隐”的担忧,将对2013年乃至以后的全球事务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是美国首先要面对的危急形势。

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美元霸权日趋衰弱,债务上限不断突破,科技创新能力下降,实体经济呈现虚拟化。这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局限,导致其再也无法维持全球扩张和最大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国地位,地缘政治也不敌地缘经济。这是一个长期性趋势。

由于深陷经济危机、实力下降,美国首先要平衡内外两个大局,平衡国防与经济,大幅度削减军费和对外开支,重点确保经济增长。“财政悬崖”或“后财政悬崖”都涉及长期性的财政困境,防务和外交必然受到极大掣肘和制约。尤其在安全问题上,本应是战略决定国防预算和军事结构,而今是财政决定一切,即使全球战略收缩、调整、突出重点,现有资源仍难以确保亚太再平衡战略之所需。经济危机使该战略先天不足,经济与军事严重失衡,不得不以军事为先导,以展开军事力量为主。经济困境还使战略构想与实施能力之间呈现出很大落差,而实施能力不足又会反过来给内政带来压力。

奥巴马进入第二个任期,仍然面临着振兴经济的严酷任务,以超高赤字拯救经济危机、推进医改和金融监管,对外收缩如何落实,住房市场和就业市场能否顺利复苏等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军费也在持续减少,美国是否有足够的财力来投放亚太值得怀疑。内政作为支撑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给该战略的未来命运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就亚太国家的期待而言,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应该是一种口惠而实不至的表面宣示,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人力、财力、物力的大量投入。但就美国当前情况来看,联邦债务危机迫在眉睫,经济复苏依旧乏力,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美国政府连自己都缺钱花,也很难向外部世界作出令人信服的承诺。美国财政捉襟见肘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最有力的制约,就像白宫拒造用于摧毁行星的终极武器“死星”一样,白宫的理由简单明了:“我们正努力减少、而不是扩大赤字。”

二、全球失衡

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世界上表现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失衡,即在平衡其全球存在以确保战略重点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平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在欧洲和大西洋,其间虽然在东亚、东南亚、中亚和中东发动过战争,但其战略重心没有转移过,也就是说战略重心和阶段性用兵重点是两回事,可以存在背离状态,但后者必须服从前者。

在奥巴马政府看来,“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一头扎进全球反恐战争,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消耗了美国太多的精力和资源,亚洲遭到了“战略忽视”,令中国全面崛起。于是,美国把战略眼光投向亚太地区,进行战略纠偏和再平衡。但真要将其战略重心转移到该地区,却颇费思量,贸然行动,后果难料。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断定,美国的地缘政治敌人是俄罗斯。俄罗斯的复兴一直是美国放心不下的事。欧洲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美欧关系是美国调整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中东危机频发,反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件件事关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必然四处灭火,不可能完全聚焦于亚太事务,结构性失衡在所难免。

因此,美国在战略重心转移问题上小心翼翼。美国的“再平衡”首先是欧亚地区战略的平衡。在对欧、亚的战略“再平衡”中,美国尽力避免因公开宣称亚洲取代欧洲成为其战略重心而开罪欧洲,这里涉及决心、时机和转移途径等问题。其次是军事战略的平衡。一是更加注重海空军;二是把大部分海军力量部署在太平洋;三是部署方式的平衡,即不再建设新的大型永久性基地,代之以依靠盟友和伙伴的、大量低成本而灵活布点的临时部署,这样可以避开许多美国新伙伴在政治上无法接受的正式结盟和建立大型军事基地。

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看出,增加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是其新军事战略的既定目标。但为了减少阻力,说服国会和民众,防止亚太伙伴国的反对,美国必须鼓动东海、南海的一些声索国实施挑衅行动,挑起地区争端,激化矛盾冲突,以便美国以“维持地区稳定”为借口,扩展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以便实现美国所需的“再平衡”目标,获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为此,2012年1月奥巴马总统推出新军事战略时,强调的是把军事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并把它称之为在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战略。而国防部长帕内塔在6月召开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就《美国对亚太的再平衡》为题发表演讲时,也只是反复强调美国把亚太地区确定为一个重点,重新聚焦亚太,加强在亚太的参与,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对亚太地区承诺的核心是增加兵力,进行前沿部署。他在演讲中,只字未提美国一度高调宣示的战略重心东移的说法。

但是,美国的战略转移还是在全球引起了连锁反应。

欧洲作为美国最大的盟友,深陷经济困境和结构性矛盾,对于美国战略转移引发的地缘政治、经济、军事后果十分不满。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对亚太投入及介入的相对增加和对欧洲投入及介入的相对减少,从而导致欧洲战略作用和地位的下降,以及美欧关系的相对弱化。美国基于自身的利益,对欧洲采取了“离岸平衡”战略。2012年12月31日,美国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警告欧洲盟友不要削减国防开支,必须把从阿富汗撤军所节省的资金用于加强军备,否则欧洲对危机的反应能力会出现令人不安的趋势。他强调,如果欧洲不在加强能力上进行投入,欧洲将继续对美国过分依赖,而此时美国已经把战略重心放在远东和中国身上。

中东一度是美国投入战略资源最多的地区,美国以此维持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随着亚洲的崛起,美国深感过去对该地区相对忽视了,战略平衡点要向其倾斜。为了战略东移,美国不得不从中东抽身,限制和减少对中东地区的投入,以所谓“灵巧外交”、“下放”、和“外包”取代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政策。美国从中东实行战略收缩同样陷入困境。它在撒下动乱种子、难以收拾局面的情势下,逐步撤离中东,把资源转投东亚,致使中东危机齐发,叙利亚冲突白热化,伊朗危机逼近核“红线”,埃及两派冲突升级,巴以冲突大动干戈,伊拉克前景黯淡,阿富汗面临崩盘,形成剧变焦点,酿成世界最大之乱局。美国外交学会副会长詹姆斯·林赛断言,美国在2013年将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是中东。未来10年中东仍将面临持续动荡和群雄争霸的局面,这对美国战略转移构成最严重羁绊,并将把美国的战略重点拉回该地区。

美国实施战略收缩以确保重点的做法,不可能不在全球留下许多战略空隙,让其他大国去填补,这必然加剧美国全球战略的不平衡。亚太再平衡战略实质上潜藏着战略重心转移的深意,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它不可能不搅动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既想确保亚太重点,又想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掌控一切,是一个两难的战略选择。

三、亚太失衡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若按其字面意义来说,应以和平发展、均衡稳定为宗旨,以建设性介入者的身份参与亚太事务。但事实恰恰相反。它既想搭上亚太崛起的快车,分享亚洲发展成果,又想遏制住中国的全面崛起主控亚太。这一充满矛盾的战略搅乱了亚太战略形势,使亚太局势变得紧张危险和不可预测,甚至可能导致分裂对抗,使得战略风险剧增。

美国在力不从心导致全球战略收缩的情势下,力图整合战略资源以求最佳优化,确保战略重心成功转移亚太,深度介入该地区事务,实施战略扩张,形成战略网络以制约中国。但关键是,美国无法为在亚太实现更大规模的战略存在投入必需而巨大的财力和人力,能力与需求失衡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另一个弱点是美国与亚太国家相互间战略利益和需求的落差。美国要当亚太的领导,插手东海、南海几乎所有“岛争”,视之为“重返亚洲”的“战略良机”。它将其军事盟国及战略伙伴与自身的战略利益绑定,不仅要借机制止其亚太盟友的离心倾向,重新塑造和强化同盟关系,还要把亚洲作为美国军火倾销地,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将它们推到战略前沿去对抗美国认定的挑战者,让亚太国家去平衡掉中国,帮助美国减轻其国际负担,自己却将部署在第一岛链的部分兵力撤到第二岛链。但亚太国家却要美国出力当保安,不愿承担过多的安全成本和对抗代价,且大多数亚太国家希望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维持平衡,不愿选边站。菲律宾等国企图绑架东盟刁难中国的阴谋均已失败,双方在战略上如何平衡?美国智库人士担忧,结果如变成美国冲上第一线与中国搏斗,太不明智,因而提出“对再平衡战略进行再平衡”。美国给地区的领土和主权纠纷注入了更大的动能,企图在该地区制造适度紧张,以利于掌控,但这是一招“险棋”、“错棋”,已经导致冲突集中爆发和升级,有可能将美国卷入冲突的漩涡。玩火者易引火烧身,一旦“岛争”失控,美国如何承担战略风险?战略再平衡何以维持?

美国实施这套战略起初似乎顺风顺水,不过,后来的一系列事态发展表明,针对“再平衡”的“反平衡”悄然出现。这股力量主要来自美国的亚太盟友、伙伴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两年来,亚太地区矛盾和冲突频发和升级,使亚太国家感受到美国战略的后果,也不是都那么欢迎美国“再平衡”的一些做法。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虑,它们不得不重新加以评估,重点是如何与中国和美国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互动,在中美之间取得平衡。亚太国家与中美两国的互动结果也将影响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说,在21世纪的前50年,亚洲地区的核心目标是避免中国与美国关系不稳定、起冲突,或发生战争。一些军政要员首先表达异议,对美国在澳建立长期基地的计划公开说不,并明确表态不会为美国开罪中国,呼吁给中国崛起留出空间,誓言要抓住中国崛起机遇推进自身经济发展。甚至连一些南海声索国的调门也有微妙变化,声称南海争端不应影响同中国的整体关系。由于日韩关系的恶化,美日韩同盟一体化整合受到重大打击。柬埔寨、印尼等国积极斡旋,为南海问题降温。尤其是许多亚洲国家热衷于同中国签署货币互换协定,无形中在亚洲对美元形成挤出效应。

日前,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办的评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讨会上,美国国务院前情报官克拉克说,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实际上增加了东亚的紧张局势,因为它使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误解了美国立场,更大胆地采取军事行动。国际舆论认为,由此导致军事冲突或将美国拖下水,这才是美国真正的战略风险。这是因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军事目标和色彩过于浓厚,大大增加了紧张和冲突气氛。

从亚太地区内部而言,美国也要在各个地缘板块之间搞好“再平衡”。长期以来,美国对东北亚尤为重视,这里大国环绕,盟友聚集,朝核问题一直是焦点问题,牵涉美国大量精力和投入,而对东南亚和南亚相对忽视。为了纠正战略偏差,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囊括东南亚、东北亚、南亚、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等大亚太地区,但当美国聚焦东海和南海之时,朝鲜先是发射卫星,接着进行第三次核试,又把美国的视线拉回朝鲜半岛,让美国不得不揪心。

日本因其经济实力及日美同盟才被当做大国对待。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日本是最重要的战略支点,但其中也潜藏着多种危险,美国管控日本很容易失衡。

美国大力强化美日同盟,日本则有恃无恐,借机战略扩张。安倍呼吁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组成一个“民主安全菱形”抗衡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显示强硬立场,致使中国退无可退,强硬应对,并借以震慑和安定南海。结果,钓鱼岛争端逐步升级,中日战机对峙,局势有“走火”失控的危险。这对美国构成了战略风险,极大地增加了“再平衡”的难度。

安倍上台伊始,就表现出管控中日冲突的意图。美国参议院马上表明立场: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牵制中国。但是,当前美国更忧虑的是安倍内阁“倾泻而出”的右倾政策有走火入魔的战略风险。

安倍以强化日美同盟为基点,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力,大力伸张本国的狭隘利益;借围堵中国之名,力图在修宪、行使集体自卫权、历史认识等问题上突破底线,沿着右倾化道路疾走。这些都逾越了美国的战略底线,成为美国的战略麻烦制造者。美国尤其不愿被日本所绑架,被强行卷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2013年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与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电话交谈中强调,华盛顿仍然反对中日之间紧张关系的升级。华盛顿开始插手“斡旋”。同时,美国作为二战主要战胜国,不能容忍日本混淆二战罪责的言行,也不能容忍由此破坏美国精心编织的东亚盟友网络,故而只能不时地“踩刹车”,先后警告日本慎重对待钓鱼岛和历史问题,甚至婉拒安倍外交首秀,一再推后其访美行程,不断敲打日本的右翼倾向。

实际上,战后日美关系史就是一部美国不断敲打不听话的日本的历史。究其原因,日本往往选择口头上完全忠于美国,心里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甚至想绑架美国。因此,如何防止日本走向美国愿望的反面,已经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潜在的战略难题。

俄罗斯是亚太战略大棋局的博弈者,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使它同时面临东西两个方向的战略威胁。美国全力阻止俄罗斯促进欧亚联盟的战略计划,也使俄战略空间进一步遭到挤压。日本的右倾动向也使俄罗斯忧虑重重。时逢普京再次踏上强国征程,实施他自己的重心向亚太转移的战略,开发远东战略的紧迫感急剧增加。而中国亟须维持北方方向的战略稳定。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促进了中俄共同的战略利益,加固了两国优先发展相互关系的战略定位,中俄战略协作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无疑也增加了美国战略再平衡的难度。

过去10年间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如火如荼,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贸网络基本形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箭在弦上,近期东盟又倡导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美国有一种巨大的被排挤感,企图从战略上扭转颓势,这是美国设计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但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的结果,却使亚太地缘经济失调甚至走向分裂。首先,地缘政治严重冲击地缘经济。日益加剧的政治冲突已经对亚太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如果亚太地区失去经济繁荣的未来,美国最终战略目标也会落空;其次,美国极力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力图分化或取代东亚经济体系,这将严重冲击东盟努力倡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以及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但是,美国重新主导该地区经济的战略企图,遭遇到一条难以超越的屏障。亚太地区的战略结构和长期趋势决定了该地区安全体系与经济体系的失衡。美国有安全优势,中国有经济优势。亚太相关国家“安全上靠美,经济上倚华”,寻求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呼声日益高涨,而中国更加注重自身经济发展红利的“亚太溢出效应”。这是美国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这充分说明,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发展有着强大趋势和自身规律。美国逆势而动,想通过再平衡战略加以迟滞和分化,防止自身被边缘化,注定会遭到强大反弹和“反平衡”,这样也会导致其最终战略目标落空。

总之,美国从安全、外交和经济三个方面进行着它的战略再平衡:军事一马当先,增加军事部署,与亚太国家频频举行军事演习,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取得较大进展,但也引发对中美军事冲突的担心;外交上加强与域内盟友、伙伴甚至疏远国家的关系,但只在如日本、菲律宾、越南等一部分国家获得较为积极的响应;经济上以遵循适合美国企业发展、美国主导的经济规则为准则,极力撮合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以此作为其亚太战略再平衡的核心要素和未来亚太格局的战略基石,但众多东亚国家担心过于严格的规则使其国内经济承受巨大压力,故而反应平平,进展缓慢。这三方面明显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无法形成最充分和最有效的战略合力,以致军事成分一直成为舆论的焦点,致使中美对抗论甚嚣尘上,战略偏差和失衡日趋明显。美国面临着各种手段和资源“再平衡”的难题。

四、对华失衡

在中国全面崛起的形势下,美国对华战略判断和定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视中国为有意愿、有实力挑战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发动了一场极具危险性的战略竞争,对华施加战略压力。它采取强调“灵活性、技术和军力投放”的新国防战略,加强“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存在”,“加强并不断更新美国在该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积极提高战略攻击能力,以构建对华战略威慑,严重冲击了中美战略稳定。独立记者詹姆斯·科比特认为,美国重返亚洲的政策是一种针对中国的“非常过时的打造恶魔的帝国战略”。

在可预见的期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在一步一步促使中美关系失衡,发生重大变化。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战略在对华问题上严重失衡。它不仅排除了美国亚太战略成功的关键因素——中国的合作,反而把中国视为假想敌,以此为基点来塑造亚太格局,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可以预见,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全面布局,中美亚太战略博弈由此全面拉开,使之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等于对华战略,而是对华战略的战略大背景,它涵盖了对华战略,并把主要锋芒指向中国。美国凯托学会外交政策研究主任贾斯廷·洛根明确指出,再平衡根本就是在针对中国。但美国又很难做到“只针对中国”。美国并未下定决心要与中国直接对决,也未放弃对华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但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位移,从接触更多地滑向遏制与围堵,尤其是军事上的围堵,从战略层面压迫中国。这必然使得美国对华战略走向失衡。在中美关系的战略不确定消除之前,中国不得不在军事上强化“反介入”战略,被迫采取战略核威慑和太空威慑,以寻求中美战略平衡的最低要求。中国拥有可靠的战略报复能力,是压制美国对华冒险的保障。中国刚柔并济的战略应对,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冲或抵消美国战略的“再平衡”效果,并给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带来失衡。而且,中美力量对比的大趋势有利于中国,连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最近发布的报告《全球趋势2030:可能的世界》也预测,中国几乎肯定将在2030年前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这又加剧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失衡性。

与紧缩的世界相比,东亚经济蓬勃发展,是最具活力的增长区。美国急需提升东亚在其对外经贸战略中的地位,继续扩大对该地区的出口,增加国内就业,更多分享东亚经济增长的红利。但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产生了三个问题:第一,面对中国的区域经济优势与美国的区域安全优势并存,美国如何能做到经贸和军事的“再平衡”?第二,美国如何“再平衡”对华关系与对其他国家关系?中国全面崛起的势头最猛,市场最大。更重要的是业已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贸网络,具有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和战略辐射力,第三,如果美国在亚太地区制造紧张和冲突,如何实现在该地区的“出口倍增”计划?

美国和中国同样知晓,双方博弈的战略意涵只能是通过博弈寻求一条新型的大国相处之道,如果发生全面对抗甚至战争肯定双输。美国是战略挑衅者,要保持适度平衡更困难。美国军售的亚洲对象国多与中国有争端,这无疑增加了擦枪走火的机会,也增加了美国被相关国家绑架的几率。况且,比起东海问题来,美国操控南海问题更容易失衡,不管它如何表态和怂恿,相关声索国与中国的实力对比毕竟太悬殊,美国手里能出的牌相对少一点。说到底,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旨在利用一些东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惧,来加固自己的战略地位,钳制中国,但它又不想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或战争。这一充满矛盾的战略无疑将加剧亚太战略格局的失衡。

美国著名学者裴敏欣清楚地意识到,对华政策是美国大战略的关键,须作相应调整。他给奥巴马对华政策支招,提出美国有必要在安全领域软化立场,主动接触中国,避免与中国无谓的战略冲突,化解中日危机,美国的利益在于该地区的稳定。新任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在任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即将崛起和成长。中国理应这样,美国应该对此表示欢迎。中国将成为竞争者,中国现在就是竞争者了,就像印度、巴西等国家一样。美国实现繁荣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中国人也都需要。中国现在是大国,并将继续作为大国存在——这没有什么。但是美国不该因此感到畏缩,也不应担心中国将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位置。而对于新任国务卿克里,德国《明镜》周刊认为他不会像一把锤子,会更加谨慎。约瑟夫·奈称,克里是个温和派,在国际上交游广泛,且在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方向——中国和中东,都有不错的阅历和人脉。

总之,在可预见的战略趋势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存在着不少的变数,被迫调整或迟滞势所必然。两位越战老兵执掌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给人以想象的空间,他们被任命可能意味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微妙调整,但绝不是废弃。

(转载自《国际关系研究》,作者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赵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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