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从远处观望中国的人，或者那些访问过中国的人，看到高耸的新大厦，令人惊叹的机场、有着最新技术的高铁系统，以及纪念碑、博物馆、音乐厅和市政府等眩目的建筑物点缀着城市的风景，如果说带领了这场经济反革命的领导人应当对那么多问题敏感一点，似乎有点违反直觉。

尽管创造了无可比拟的经济奇迹，一个任何社会在历史的任何时间点上都没有做到的奇迹，持续的焦虑依然透过无尽的补救性政治运动发散出来。在鲁乐汉（JohnDelury）与我合著的《富强：中国走向21世纪的长征》（WealthandPower:China'sLongMarchtothe21stCentury）新书中，我们所勾勒的就是，难道中国的领导人没有发现他们差不多得到一直追求的圣物吗--复兴中国，缔造一个就算不是十分伟大，也是相对繁荣富强的国家？在获得如此成就之后，这些领导人及其国民难道不值得举杯相庆么？

但是，经济上令人惊讶的成就并没有伴随着更多的自信。相反，中国新任领导人似乎感到压力，持续地提高政治控制的程度，即使这样做会阻碍中国达到另外一个目标，一个他们非常渴望但难以做到的目标：全球尊重。

自信与全球尊重很少来自于国家控制、操纵或者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运动。相反，就跟软实力一样，它们在社会和文化可以自由地创新和发展新思想的时候，几乎像炼金术一样就出现。但自信与全球尊重也来自于政府如何与自己的国民打交道，看看政府是否对自己的合法性有足够的自信，给予国民足够的自由，创造真正来自内部的文化，让世界别处地方的人都能感受这种文化的魅力。

在必要的社会控制与自由之间取得合适的平衡总是艰巨的，我们应该对中国领导人心怀同情，因为他们正骑在一头特具挑战性、桀骜不羁的老虎之上。可以这么形象地说，这只老虎在一系列不同的监管人之下，有着一段长久且复杂的受到伤害的历史。事实上，想想20世纪以来强加到这只老虎身上的种种背信弃义和野蛮行径，人们不得不感叹：它居然还活着，活得还不错，更不用说是如此的成功！

在主席习近平称为“中国梦”的这场宏大的发展正剧中，中国已经完成了史诗式的一幕，但领导人发现，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新的一幕，剧本虽然尚未写就，幕布却已冉冉升起。新的剧本不仅必须包含舞台上已有的角色，而且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需要跟“人民”有不同的契约，这新契约将不再那么倚重控制。

由此出发，《九号文件》让人不安。该文件是几个月前由中共中央办公室发出的，要求共产党员提高警惕，抵制宪政主义、公民社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等趋势。这文件也许并不是主席本人的观点，而是共产党内部保守派表达自己的意见。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一无所知。但无论起源究竟如何，对党和现任领导人来说，挑战是如何勾勒方案，策划在政治上更开明的一条道路，以此保护这个国家在过去取得的成就。

现在，领导人身处未知领域，旧的作法，也就是每当情况变得棘手时就加强控制，很可能不够用。这一点，邓小平在上世纪70年代末重新掌权时就开始意识到了。他在80年代初的大胆举动，极大地改变了这个国家发展的轨道--至少直到1987年，为赢得大众的支持创造了新的源泉。想想在1984年中国35周年国庆时，人们自动在天安门广场上举着的“小平，你好？”的牌子？

这个国家再次到了转折点，中国领导人似乎也感觉到了。不幸的是，他们似乎以他们最熟悉的方式来回应这挑战：镇压，虽然成功的希望越来越小。中国的下一个巨大挑战，也是让人胆颤心惊的，就是让党在新型的开放面前感到自如，尤其是在世界已深陷其中的信息科技的背景下。在如今这年代，要真正地做到现代化，更不用说受到尊敬，一个国家需要开放，这不可避免的现实很明显地在中国共产党的某些角落引起了不安。

想办法让自己活力重生，让自己的合法性超越单纯的经济增长，需要大胆的领导层，甚至要承担一点风险。而且，这里所需的新型合法性需要新的大众支持的源泉，但可能不是现在已落马的薄熙来--前政治局委员及重庆的党总书记--之前在试验的那种新的政治动力。这挑战现在已无可避免地在眼前，而解决之道需要容忍更大程度的开放，这很可能会导致一些权力易位，承认这些让人不舒服，外人都能察觉到由此带来的不断增加的不安和紧张。

当然，中国领导人担心稳定，尤其是政治学家们所说的“革命洪流”，也就是在苏联解体背后那种自我延续的事态发展。

有人私底下希望中国以类似方式崩溃，认为目前公认倒行逆施的统治体系的倒台是重塑中国政治面目最好的方式，对于那些人，我想提醒一点：那在各穆斯林国家爆发的、曾经让人充满希望的“阿拉伯之春”，很快就变成绝望的冬天，人们看到了几乎都是失望。任何人在希望中国政治秩序也经历类似的垮台之前，三思。对要重新振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好得多的道路是推进改革，以改良的方式前进，与国民达成新的协议。这将不仅是对中国人有益，对所有人都是如此。

在我们全球化的世界里，在经济和环境上我们都相互依赖。中国经历什么，对美国和其它国家都十分重要。因此，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的新领导人是否能够应付他们自我重塑的下一阶段所带来的挑战。

(作者系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纽约）的阿瑟·罗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