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来自世界银行2007年《东亚复兴》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历史经验证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上升到3000美元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各种矛盾会集中爆发，表现为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贫富分化加剧，腐败现象严重等，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人们在谈论这一问题时，经常以拉美（包括加勒比）国家为例。确实，拉美国家的经济在经历一段快速发展之后，就长期处于停滞状态，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
    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8月制定的标准，在其统计的213个经济体中，2009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在995美元以下的为低收入经济体，共40个，其中拉美只有海地一国，占2.5％；人均GDP在996一12195美元的属中等收入经济体，共104个，其中拉美28个，占26.9％；在12196美元及以上的为高收入经济体，共69个，其中拉美有4个，占5.8％，都是一些加勒比小国（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拉美33个国家中，除上述5个加勒比小国外的其他国家都属中等收入国家，是拉美的主体，经济状况长期徘徊在同一个水平，无法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因此人们就将该地区看作“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有的学者甚至将其称为“拉美陷阱”。
    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拉美国家发展水平并不低，阿根廷和智利等国的发展水平甚至高于一些欧洲国家。1962年，阿根廷人均GDP己达1145美元，仅略低于英国和法国，高于意大利、日本、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但当时绝大多数拉美国家仍处于低收入水平，同东亚一些国家和中国香港的水平差不多。到了上世纪70年代，智利、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等国的人均GDP先后超过1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直到2009年，绝大多数拉美国家仍在10000美元以内徘徊，即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而法国、日本、英国、香港、西班牙、新加坡、韩国、葡萄牙等经济体，已于1979一1995年期间先后超越中等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之列。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滞留的时间，韩国和香港为18年，日本和新加坡为19年，而截止2011年拉美地区经济体平均滞留时间为37年，其中智利40年，乌拉圭38年，墨西哥37年，歌伦比亚32年，阿根廷己有49年，为全球之最。

    拉美国家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首先是由于拉美国家工业化曲折进程中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及其发展方式所造成的。拉美国家长期处于单一经济结构和对西方国家的依附状态，向欧美国家出口咖啡、糖、肉类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和从那里进口工业制成品。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期，欧美国家大幅减少从拉美国家的进口，初级产品价格爆跌，给拉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重创。面对这一情况，拉美国家进行了反思，为了克服上述危机，转而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即以发展本国工业产品替代从欧美进口所需的制成品，减少对外国的依赖。这一战略取得很大成功，在1950一1980年的30年间，拉美地区经济年均增长5.3％，其中工业生产年均增长6.6％，被称为该地区工业化发展的“黄金期”。但这种长期内向型的发展模式，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外贸出口减少，资金严重短缺，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1970一1980年地区外债从270亿美元增至2310亿美元。1982年拉美发生债务危机，地区外债余额高达3312亿美元，为当年出口的3.8倍，经常账户赤字也高达410亿美元。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拉美国家实行“紧缩经济政策”，即“休克疗法”，把危机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使中下阶层群众深受其害，国家经济也未能得到恢复。1980一1990年拉美地区年均GDP只增长1.2％，被称为“拉美失去的10年”。
    上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实行结构性改革，接受了“华盛顿共识”，即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否定了过去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经济政策市场化，外贸和投资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上述经济改革顺应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使拉美走出了债务经济危机，基本上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1990一2000年该地区年均GDP增长3.3％，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等大国建立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
    但到了9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就明显地暴露出来。它片面强调市场经济的功能，忽视宏观调控，即国家干预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未能及时、妥善转变发展方式，对拉动经济发展的出口、投资和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处置不当，特别是忽视社会发展，失业增加，贫富差距加大，腐败之风盛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面对这一情况，拉美国家再次进行反思，探索适合自已的新的发展方式。
    其次是分配不公和忽视民生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拉美国家在工业化的几个发展阶段，一直存在着分配不公、忽视民生、“重发展，轻分配”或“先发展，后分配”等忽视社会发展的问题。美洲开发银行的一个报告显示，2003年占拉美人口30％的穷人仅获得国民收入的7.5％，占人口10％的富人却拥有国民收入的60％，基尼系数为0.6。拉美18个国家在1992年的最低实际工资相当于1986年的65％，下降35％。2002年地区平均实际收入相当于1997年的水平。在拥有5亿人口的拉美，贫困人口达2.27亿，占总人口的44.4％，其中赤贫人口为1.02亿，占总人口的20％。有一亿人口得不到基本公共医疗卫生服务，1.6亿人喝不到干净的水。
    上述问题，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导致不少国家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以致发生军事政变。这一情况又反过来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出现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陷阱”的情况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三，城市化发展过快，产生了“城市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拉美国家城市化发展较早，城市人口从1930年的3000万增至1990年的3亿多。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90年为72％，2000年上升到78％，其中阿根廷为89.6％，巴西为80％，乌拉圭为93.7％。墨西哥城人口已达2200万，圣保罗人口为1733万，里约为1200万，布宜诺斯艾利斯为1387万，均进入世界最大城市行列。预计拉美地区城市人口比重即将超过发达国家。
    拉美国家城市人口增速大大超过其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出现了过度城市化的现象。上世纪70年代中期，拉美城市人口的比重己占总人口的60％，超过正常水平的一倍，但工业人口的比重不超过20一30％。同一时期，巴西制造业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20％，而城市人口己占总人口的61％。美国曾用近100年的时间使城市人口的比重从30％提高到70％，而巴西达到同等程度仅用40年的时间。
    过快和过度城市化对拉美现代化进程造成了严重后果，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使失业剧增，住房紧张，交通拥堵，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服务水平大幅下降，无数的贫民窟成为滋生盗窃、贩毒、走私、枪杀等黑恶势力的温床，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拉美国家正在走出“中等收入陷讲”
    进入21世纪，为了克服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带来的严重后果，拉美国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重新强调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重视社会发展和公平正义，着力解决与民生有关的突出问题，并取得了明显效果。智利已于2010年正式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进入“富国俱乐部”。智利人均GDP己达14412美元（2012），乌拉圭为13784美元（2011），率先进入高等收入行列，加上早已进入高等收入行列的上述加勒比4小国，拉美已有6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大国巴西人均GDP已达11462美元（2012），阿根廷为11212美元（2011），墨西哥为10107美元（2011）。也就是说，拉美国家正在分别逐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在摆脱这一陷阱的道路上仍会有许多困难，也可能有反复，但总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拉美国家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比中国早，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经历的问题，和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有不少相似之处。为规避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所积累的丰富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作者系中国前驻秘鲁、智利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