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新挑战

(一)我国能源需求增长旺盛，对外依存度逐步逼近“临界点”。我国能源消费持续增长，消费总量跃居世界第一。我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能源生产国，但是能源资源禀赋不高，能源资源约束矛盾突出，能源供应保障压力巨大。2011年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超过13%，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由本世纪初的32%上升到57%。今后十几年，我国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能源需求大幅增长的趋势难以逆转。如果继续目前这种“敞口式”能源消费方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我国能源安全就有可能达到“获取境外能源资源受到严重制约、各种反弹接踵而来、能源安全不可持续”的“临界点”。

(二)美国加紧对我实施战略围堵，我国利用境外能源资源的国际环境趋于恶化。美国为了维护日渐衰落的全球霸权，加紧对快速崛起而社会制度不同的新兴大国中国实施战略围堵。从历史经验看，破坏我国的能源安全很可能成为美国对我实施战略围堵的重要着力点。美国“能源独立”取得进展，更加有条件放手在中东海湾等世界能源资源主要产地制造“民主动乱”，我境外能源的获取可能受到更加严重的干扰。美国插手南海与东海岛屿争端，亦有阻遏我开发利用海洋油气资源的企图。美国还可能利用美元的霸主地位及对世界金融规则的影响力，通过金融操纵、油价炒作，影响国际石油市场的稳定，增大我保障能源安全的成本与代价。

(三)资源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能源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合作面临更多棘手问题。由于常规化石能源日趋短缺，而非常规化石能源及新能源短时间内难以起到战略接替作用，一些能源资源国资源民族主义明显抬头。我国能源企业“走出去”参与世界能源资源开发的难度明显增大，成本明显提高。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大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抬头。我国能源企业在能源资产并购中遭遇到西方大国越来越大的“政治阻击”，我国能源企业“走出去”面临难以规避的严峻挑战。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所谓“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的鼓噪日益猖獗。西方大国在进行能源技术转让时，对中国的设限越来越多，条件也越来越苛刻。

(四)海洋能源开发热引发“蓝色圈海运动”，我国海洋能源资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21世纪是人类进军海洋的时代。随着陆上富集易采油气区块日益减少，海洋必将成为保障世界能源供给的战略接替区。许多国家已把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谋求油气经济利益的希望寄托于海洋，海洋油气资源开发不断升温。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规定生效后，我国沿海周边某些国家基于扩大主权利益、占有更多油气资源的欲望，曲解公约有关条款，加紧抢占我国传统海域岛礁和能源资源富集海域，发起了一场具有深远地缘战略影响的“蓝色圈海运动”。由于我国对“黄土文明”和“陆上大国”的认知根深蒂固，对海洋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认识滞后，因而海洋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迟迟未能规模性展开，对他国侵占我主权岛礁、盗采我海洋油气资源的非法行为长时间一味忍耐。加之霸权国家对我战略围堵的主要着力点亦在海洋方向，我国海上周边某些国家以为有美国撑腰，更加胆大妄为。我国海洋石油资源每年被他国盗采高达1500万吨，我国300平方公里海疆将近1/2处在主权争议中。

(五)非常规化石能源与新能源开发竞争趋于激烈，“绿色革命”蓬勃兴起。国际地质学界普遍认为，常规油气资源与非常规油气资源相比，后者的储量要比前者高出1—2个数量级。美国兴起的“页岩气革命”有可能改变世界油气资源的版图。尽管我国的页岩气储量世界第一，但是由于气藏条件复杂、技术水平落后、政策关注滞后，至今尚未展开规模性开发。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挑战日益突出，低碳发展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正是在此背景下，以节能减排、新能源研发为中心的绿色能源革命蓬勃兴起，成为影响国际能源关系的重大因素。国际能源界将这场革命称为继蒸气机革命、电气革命之后的人类社会“第三次工业革命”。如何在这场非常规能源发展竞赛中走在世界的前列，既大幅增强国家能源安全的保障能力，又为世界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大国贡献，无疑也是一大战略性任务、战略性挑战。

二、我国应对能源安全新挑战的思路

面对来自多个方向、日益严峻的能源安全新挑战，我国必须着眼于今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内外环境的可能变化，以前瞻性战略思维谋划新的应对举措。

(一)构建新时期应对新挑战的能源安全指标体系。

(二)将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纳入破解美国战略围堵总体战略谋划之中。

(三)在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构建新型国际能源秩序中有更大作为。

(四)将能源外交重点更多地转向周边地区。

(五)将经略海洋作为能源发展战略与能源安全战略新的进取方向。

(六)从经济结构、增长方式、技术创新等方面着力，争取在绿色发展中走在世界的前列。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前驻俄罗斯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