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持续了两年多的大流行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持续了8个月的俄乌冲突切断了俄罗斯与西方的经济联系，并扰乱了全球粮食和能源市场，看来世界正处于一个转折点。

全球化此前曾多次被宣布死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但这些预言都没有应验，世界正在经历的不是经济一体化的终结，而是地缘政治的衰退，后者导致全球化变得飘摇不定。

那些声称全球化已经终结的人并不全错。诚然，自上世纪70年代持续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超全球化”时代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插曲。在那个时代，享有霸权的美国推动自上而下的贸易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进程。那个时代现在已经死亡，与它所驱使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维护它的单极国际秩序一起被埋葬。

日益向内看的美国不再有充当世界经济架构师和担保者的政治意愿，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走到尽头。这样的结局需要美国积极反对经济一体化。抛开夸夸其谈不说，这样的情况在特朗普执政时没有发生，在拜登执政时也没有发生。相反，美国只是不再领导日益扩大的全球化进程。用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的话说，这种领导真空导致了“全球化治理”的崩溃，但全球化本身并没有崩溃——它只是飘摇不定。它不像以前那么协调一致、经过深思熟虑和高效运转，但仍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因为替代选项要糟糕得多。

看看经济数据就能发现，关于全球化正在倒退的说法是错误的。就在全球资本流动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自本世纪第一个十年达到峰值以来有所减少之际，跨境投资持续增长，全球金融市场的收益仍然高度相关；全球商品贸易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但新的贸易协定不断涌现。

这些趋势都不构成瓦解或紧缩，相反，它们反映了以下事实，即全球化的好处正在减少，而这不仅仅是对中国而言，整个世界从进一步全球化中所获取的好处减少了。

这一切表明，随着全球经济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全球化的传统衡量标准显得不合时宜。然而，在现实中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互联互通。而互联互通会带来进一步的互联互通，各国越是互联互通，它们脱钩的难度和代价就越高。

当然，世界上部分地区在脱钩，但只是部分地区，且仅在一定程度上。一些国家正在以一种近乎全面、可能是永久性的方式与俄罗斯强行脱钩。这种脱钩将对俄罗斯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地位产生可怕的影响，但俄罗斯并没有与整个世界脱离联系。

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陷入了一场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导致它们在被认为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领域脱钩。

但这种部分脱钩也只能到这个程度，因为美中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太高，彻底脱钩对两国和世界的影响都将是灾难性的。美国和中国的商界都希望与对方做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生意。同样，大多数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亚洲和欧洲最亲密的盟友——对相互（和全球性的）经济破坏没有兴趣。

尽管上述事实并不等同于去全球化，但这的确表明了全球化性质正在发生转变。在缺乏国际领导的情况下，全球经济秩序正变得更加多极化和碎片化，这意味着地缘政治将越来越多地被纳入经济考量范畴。

这些因素说明背离近几十年来强劲的全球化，但不说明趋向自给自足。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好处太大，逆转全球化的代价太高。

全球一体化模式的这些转变很可能导致效率下降。毕竟政治和地缘政治因素增加了交易成本，阻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为了确保全球化及其好处延续下去，这是要付出的很小代价。

（作者伊恩·布雷默为美国欧亚集团总裁，文章转自“参考消息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