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以美欧为首的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在谴责俄罗斯并支持乌克兰当局，同时对俄罗斯实施广泛的制裁，很多国家政府被迫相继表态。起初，由于一直在冲突中保持“中立”态度，印度遭到美西方国家的不断施压，之后美西方国家又开始极力拉拢印度。3～4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英国首相约翰逊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相继访印；美国总统拜登、时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分别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视频会晤；5月2日，莫迪启程前往德国、丹麦和法国进行访问，并于5月3日在丹麦出席了第二届印度—北欧峰会，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领导人也出席了会议。5月23日，拜登在访问日本期间宣布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印度成为创始成员国之一。5月24日，美日澳印四国领导人还在日本召开了第二次面对面的“四国机制”峰会。

一时间，美西方国家如同约好了一般，纷纷与印度开展外交互动。印度的大国外交也似乎迎来了“高光时刻”，其频率、层次、广度都是自印度1947年独立以来所罕见的。印度似乎已成为未来世界格局、全球秩序重塑的重要参与方与缔造者。

从“劝印制俄”到“借事谋势”

“劝印制俄”是此番美西方国家与印度高频外交互动的由头。拜登政府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就马不停蹄地对印展开外交诱压。拜登先是公开抱怨印度在俄乌问题上“立场不稳”，紧接着又相继派出副国务卿纽兰、副国家安全顾问达勒普·辛格赴印当面促其更新对俄立场，并许诺将深化美印防务合作，帮助印度减轻对俄罗斯的武器装备依赖。不仅如此，拜登还鼓励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美国“密友”充当说客。

面对美西方的轮番攻势，莫迪政府“以不变应万变”，“痛陈”印度非但不能参加美西方的“反俄大合唱”甚至还要加大与俄罗斯能源贸易往来。从结果来看，莫迪政府的“反游说”似乎成效不小。仅以印度进口俄石油一事为例，2022年5月，莫迪政府自俄购买了2400万桶原油，系2021年月均购买96万桶这一数据的24倍，还计划在6月购买2800万桶俄石油。但吊诡的是，美西方不仅不再继续对印度施压，而且对印俄经贸关系的攀升还变得视若无睹。究其原因，双方已将焦点转移到更为重要的共同关切上，比如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秩序重建、“印太战略”的继续推进等。

此时，双方互动中“拉印制华”的主线逐渐浮出水面。美西方最终选择对印俄往来视若无睹，并非是因为莫迪政府拥有多么强悍的“反游说”能力，而是美西方更想借俄乌冲突谋势。

在此番对印外交攻势中，美西方之所以能将聚焦点颇为顺滑地从俄乌问题切换到涉华议题，原因在于以拜登政府为首的西方世界大肆兜售的“中俄一体化威胁观”。例如，在与莫迪政府的反复互动中，美高官总要宣称，“‘民主国家’必须共同反对中俄”，理由是中俄对安全和平局面构成“威胁”。再如，美日澳三国在打着“印太战略”旗号与印谋划重构各种产业链、供应链与科技链时，总喜欢将这种努力称为“减少对华依赖”。无论是日印正在构建的“弹性产业链”计划，还是澳印即将实施的矿业合作规划，抑或是印度作为创始成员国参与的“印太经济框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落脚点，即尽可能“减少对华产业依赖”。

但在本质上，深化构建“印太秩序”才是双方互动的“重头戏”。美西方在与印度进行外交互动时，每每不忘含沙射影地渲染一番俄乌冲突对“印太地区”的“溢出效应”。如宣称“俄乌冲突使我们有机会讨论这一‘可怕事件’对印太地区的影响和后果，我们要确保它不会在印太地区发生”。作为回应，莫迪不但承诺与美日澳续推“印太战略”由虚向实发展，更是热情欢迎“域外”欧洲国家为建立“印太秩序”作出应有贡献。

对印度而言，基于其在印度洋区域的独特地缘位势与综合国力，“印太战略”涵盖的国家越多，印度被战略需求的市场就越大。比如，英国、法国与德国若要参与“印太地区”事务，最佳方式就是与印度开展战略合作。这意味着，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印度这个“印太大国”将能获得更多国家的战略借重。在印度看来，这些战略借重将十分利于印度的崛起。

美西方缘何如此“迁就”印度

经过美西方此番对印度的拉拢，俄乌冲突反而从双方的分歧点转化为刺激美西方不断深化与印战略合作的兴奋剂。

对美西方而言，印度是影响中美战略博弈走向的关键。自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开始，美国政府便视中国为其“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2021年拜登上台后更视中国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不但尽全力阻止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大国家”，还以意识形态划线，联合所有盟友与战略伙伴形成对华全球围堵，在亚太地区努力构建排华“朋友圈”。2022年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对华政策演讲中称，未来十年将是中美博弈“见分晓”的关键十年。对美西方而言，由于印度具备独特的地缘位势、综合国力和发展潜质，印度在这期间的战略选择或许会影响其与中国博弈的指针转向，因此值得为此对印度在战术乃至战略层面做出“迁就”。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西方＋中国”一直是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这既造就了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大国崛起现象，同时也催生美西方对霸权旁落的战略焦虑与心态失衡。于是，以牵制中国崛起为内核的战略调整就渐成美西方的战略共识。经过前三届政府的不断调整，美国的对外战略重心已由聚焦全球反恐转变到应对传统大国、再到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双遏制”。当然，这一调整能否最终成功，取决于“对华替代”策略的成效。

在美西方看来，莫迪政府治下的印度恰恰符合美西方“对华替代”战略的理想选择。一是印度如今已呈现出由执政党印度人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结束了在1989～2014年间阻碍印度快速发展的联盟政治，这在客观上为印度经济的持续腾飞扫清了政治障碍。二是印度已具备借助数字经济实现经济腾飞的诸多优势。一方面，印度的庞大人口既是重要的数据资源，也是宝贵的市场资源；另一方面，印度在过去40余年的电子革命已使其积累起充沛的实践经验、人才储备及信息产业软硬条件等。三是中美博弈为印度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战略机遇期。可以说，莫迪治下的印度拥有其自独立以来最佳的外部环境。四是在美西方看来，以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地球资源和世界市场承载能力难以支撑两个10亿级人口大国同时全方位崛起，而印度最易在发展问题上与中国形成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

具体而言，美西方正双管齐下，以使中国的崛起发展“两头承压”。一方面，在数字经济及其技术标准、脱碳技术与新能源转型等新经济重点领域，美西方大搞“科技同盟”，开辟新赛道，企图全方位阻挡中国的变道跃升；另一方面，在基建与传统产业链领域，美西方则开始重点扶助印度，增强其“对华产业替代”能力，以削弱“中国制造”的优势，抑制中国发展速度，“摊薄”中国所获利益，扭转中国赶超美国的态势。按照美西方的计划，中国最终将陷入一头承受来自以印度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经济体的“内卷”压力，另一头又面临在关键领域被美西方“卡脖子”的困境，从而使中国陷入拉美化的“中等收入陷阱”。

印度的战略盘算

自1947年独立至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执政前，印度的对外战略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在开国总理尼赫鲁时代（1947～1964年），印度主要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战略。彼时印度既与美国、苏联同时“套近乎”，又与中国等亚非拉大国共推反殖民运动，可谓“东西兼顾”；在其后至冷战结束前，印度主要推行以印苏结盟为内核的大国外交战略和南亚“门罗主义”的地区外交政策，整个南亚地区也因此陷入了“印苏对中美巴”两大阵营的对垒中；在冷战结束后至2014年莫迪上台前这一时期，印度在大国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主要奉行等距离多元外交政策，聚焦发展合作。

莫迪政府执政后，伴随着中印关系的起起伏伏，印度在保持与俄传统关系的同时，明显加强了同美西方的战略合作。印度开始从“不结盟”向“多向结盟”的外交战略转型。这表明，莫迪时代的印度外交在强调战略自主的同时，更多体现出有别于制衡、追随或中立的对冲性政策选择。所谓的“多向结盟”战略，其突出特点是以夯实印度战略自主地位为宗旨、以美西方为侧重进行议题式战略合作。该战略重在强调印度与美西方在战略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同盟化，但却刻意回避了在实操层面——特别是军事实操层面的同盟化，避免印度被美国拖入军事冲突的漩涡。

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在中美博弈日趋尖锐、中印关系持续走低、新冠疫情反复干扰及俄乌冲突等多重危机的持续冲击下，莫迪政府对外战略的亲西方特性愈发凸显。究其原因，莫迪政府认为印度已具备实施“西进”战略的内外条件与契机。

一是在经济上，莫迪政府认为，印度与中国在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甚至科技链领域进行切割的条件已经具备。特别是自奥密克戎毒株疫情暴发以来，部分外国企业“人心思动”，主动思谋“去中国化”。拥有约14亿人口规模的印度成为这些外企的最佳替代选择之一。实际上，这两年印度接受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规模正变得越来越大。2020～2021财年印度接收FDI的总额达到819.7亿美元，其中，流入制造业领域的投资总额为120.9亿美元，但就在2022年3月底结束的2021～2022财年，流入印制造业的FDI总额猛增76％，达到213.4亿美元。2022年4月，美国苹果公司的手机产品iPhone13开始在印量产更是表明，印在手机领域已形成基本完整的产业链。

二是在防务上，随着俄乌冲突对俄印防务合作负面冲击的日益显现，叠加美西方对印的集体诱压，莫迪政府开始认真思考对俄军事过度依赖所导致的安全问题。依据2021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发布的《2021年国际武器转让趋势》报告，尽管2011～2021年间印自俄进口的武器总额仍占印进口武器总额的绝大部分，但俄制武器占印进口武器的总比却由69％下降到约46％。俄乌冲突爆发后，俄方的武器零部件出口开始出现断供现象。以最先进的苏-30MKI战机为例，印国防部近期曾表示，反映苏-30MKI机队达到战备要求程度的战备率已下降到60％左右。若俄乌冲突持续及美西方对俄制裁长期化，该战机的战备率甚至有跌破50％的危险。因此，印度弱化对俄军备依赖已由外交策略转变为印防务现代化与国家军事安全之必需。这就意味着，印将不得不扩大对美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的进口。实际上，美西方国家已积极向印伸出橄榄枝。3月下旬，美国副国务卿纽兰在访印期间曾对印方承诺，美及其盟友可提供印方所需防务供应，以助印摆脱对俄防务依赖。与此同时，印度也在努力实现国防领域的“自力更生”，即用“印度制造”替代“俄罗斯制造”。在美西方的大力帮扶与印度的努力下，印对俄在防务上的过度依赖将大幅降低，继而大幅降低印度深化与美西方军事合作的心理负担与现实顾虑。假以时日，俄罗斯因素对印美（西方）关系的影响或许也会极大降低。

三是在意识形态上，印度与美西方也在不断打造所谓“民主价值观”同盟。在此次美西方国家与印度的高频外交互动的声明文件中，可以看到对“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的多次强调。实际上，长期以来，印度也确实以“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为卖点，着力经营与美西方关系，争取美西方对印的战略投入。因此，美西方在与印互动时也特别注意挑动印决策者在这方面的“价值共鸣”，以激发他们“捍卫民主价值体系”的“使命担当”。

美西方与印度战略合作的“天花板”

然而，中印是搬不走的邻邦，这决定了印度难以完全倒向美西方阵营。由于当前中国的经济体量位于世界第二，与印度相邻的国家均有意对华发展正常友好的关系，加之近年来中国边防基建与军力建设突飞猛进，这些将在很大程度上对印度与美西方“联手制华”的战略投入与发展步伐形成有力牵制。最为重要的是，无论未来数字经济将发展得多么强大，都需要基础产业进行支撑。只要中国保持并增强产业集群优势和全产业链配套成本优势，印度就将难以完全摆脱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此外，由于当前印度近半数人口的人均年收入约为5000元人民币，这导致印度的普通选民对生活物资价格的波动极其敏感，因此只要中国产品继续拥有价廉物美的竞争优势，印度各级政府就不得不出于“票选政治”的考量而进口大量中国产品——特别是用于生产其他商品和服务的关键中间品，因为这将有助于印度各级政府维持基本物价的相对稳定。物价稳则票仓稳，票仓稳则执政地位稳。此外，莫迪政府出于对中国可能对印采取“政策性”限供或断供的担心，也难以彻底倒向美西方阵营与其“抱团反华”。事实上，对印度而言，维持中印关系的“有限冲突性”最利于其在中美之间搞“制衡”，继而自美西方国家套取最大限度的战略红利，可一旦印度对华走向全面对抗，印度将难以承受由此带来的战略损耗，也难以指望美西方为其“两肋插刀”。

其次，美西方并不会真正帮助印度崛起。美西方“拉印制华”的策略基础是，一个与美西方享有所谓“共同民主价值观”的印度的崛起不会对美西方构成致命冲击。但实际上，一个同样拥有约14亿人口的印度的崛起给美西方主导地位带来的冲击甚至可能远超中国，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制度层面难以复制，但印度的发展模式在广大“民主化”发展中国家看来，似乎可以效仿。基于此，美西方对印度的拉拢只可能是阶段性的，重在让印度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下端同中国展开“内卷式”消耗战。而且历史上，美国也曾不分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相继重手打压日本、苏联与欧盟国家。因此，莫迪政府难以真正在美西方的帮扶下成就印度的“大国雄心”。

再次，印度对美也缺乏足够信任。印度对美国在战略上实质并不“托底”。印度若不能证明自身之于美国的战略价值，则将随时面临被美抛弃的可能；但印度若对美明确承诺加入联盟的义务，则很可能被美拖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中。此外，印度对美国所做的安全保障承诺也并不完全信任。历史上美国曾对巴基斯坦反复背弃；2021年，美国也在阿富汗仓皇撤军并抛弃盟友。因此，若印度与中国爆发冲突，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给予帮助，是印度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另外，考虑到美西方特别是美国仍将在长时间内维持对中俄的“双遏制”战略，若印度完全倒向美西方阵营，印度长期以来在中美俄欧之间所奉行的较为自主的“大国外交”战略就将彻底解体。届时，印度将不得不完全融入美西方的战略部署，继而完全失去“战略自主”地位。到那时，印度的结局恐怕并不是成为“另一个日本”，而是陷入“拉美化”的整体性危机境地。

由于中印在地缘上互相毗邻，同时又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拥有10亿级人口规模的国家，两国若能坚持双方领导人“中印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的重要共识，妥善解决共同关注的现实问题，处理管控好多年来存在的分歧，助力双边关系平稳可持续发展，并在数字经济时代形成精诚合作，或许真能做到让这个被美西方国家垄断了至少400年的世界出现“乾坤大挪移”，21世纪也或将真正成为亚洲的世纪。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