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常被人们用“安全同盟”和“经济竞争者”来概括。欧美经济体量相当，且均处于产业链高端地位，二者会因经济利益冲突而处于竞争状态。但当地缘安全问题出现时，欧美倾向于在北约框架下强化军事合作，共同应对“第三方挑战”。冷战时期对付苏联，冷战后出兵波黑、科索沃、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概莫能外。唯一的例外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德国总理施罗德不认可美国发动战争的理由，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反对美国动武的提案。

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再度同美国进行深度“绑定”。欧盟突破了战时不向冲突参与方提供武器的惯例，大量向乌克兰转让武器和物资，还迅速出台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对俄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俄外汇储备，没收俄富商在欧资产，将部分俄银行踢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等等，还不顾自身需求要求成员国停止进口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为何欧洲对此次冲突的态度同美国如此步调一致？可从美国和欧洲两方面找原因。

拜登政府策略奏效

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改变了特朗普时期对欧洲的蛮横、轻视态度，其外交战略向奥巴马时期的“巧实力”外交模式回归，以建设“民主同盟”的方式，用“共同价值观”界定和拉拢欧洲国家，强调盟友是美最大“战略资产”，美政府要与“想法相似的”欧洲国家合作应对各类挑战，共同维护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经历特朗普时期的美欧关系低潮后，欧洲对美民主党的“回归”相当欣喜，但随后的阿富汗撤军以及美英澳组建三方安全联盟（AUKUS）再次令欧洲体会到美国的“不可靠”。

不过，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得欧洲的“恐俄症”达到顶点，美拉拢欧洲的既定策略奏效，也给北约注入一针强心剂，欧盟和欧洲大多数国家在军事和外交领域急速向美靠拢。拜登政府过去一年建立的跨大西洋交流机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美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国务院、商务部与欧盟及主要欧洲国家相应部门保持着频繁、密切的沟通。主管经济事务的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戴利普·辛格说，他每周都会和七国集团领导人通话，每天都会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助手比约·塞伯特通话数次。

当德法等欧洲大国犹豫是否对俄实施某项重大制裁时，美外交官和媒体会利用欧洲内部分歧，鼓动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制造所谓“正义”气氛，塑造“援乌”和“反俄”的“政治正确性”，实施“道德绑架”。德政府在冲突爆发之初向乌援助头盔、防弹背心、野战医院等防御性军事物资被《纽约时报》等媒体广为嘲讽，促使德联邦议院特别会议在2月27日进行辩论，最终做出重大防务和外交政策调整，开始向乌提供致命性进攻武器。在推动对俄经济制裁方面，美国如法炮制。2月24日冲突爆发首日，美国和欧洲就启动了对俄第一轮制裁，但关键的能源和金融领域未被列入制裁清单，这主要是由于欧洲担心自身经济会被拖累。但当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洲领导人举行视频通话，声称“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我”，摆出哀兵姿态，随后辛格等美方官员敏感地发现，将俄罗斯从SWIFT中剔除的“政治意志”出现了，几小时后，美欧即就对俄加码制裁达成一致。

欧洲的安全顾虑

俄乌冲突极大增加了欧洲的不安全感。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东欧国家一向视俄为“地缘政治威胁”，俄乌冲突似乎让其“梦魇成真”。如俄军占据乌克兰，借助乌的地理位置，俄军坦克部队可在五个小时之内抵达八个东欧和北欧国家首都，这种推想令处于“新前沿地带”的欧洲国家惴惴不安，更加贴紧美及北约。就连已经维持中立传统超半个世纪的芬兰，以及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就保持中立地位的瑞典，也开始积极考虑是否加入北约。

对法德等欧盟核心国家来说，俄乌冲突并未造成直接的常规军事威胁，但它们认为俄军事行动“挑战”了现有欧洲安全秩序。德总理朔尔茨在2月27日的联邦议会演讲中称，俄的“目的是试图推翻建立在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原则之上、已存在近半个世纪的欧洲安全秩序”。这一安全秩序其实就是美国和西欧以所谓“人权”“自由”“民主”理念为引导，向原苏联空间不断扩展西方意识观念，并在冷战后推动北约和欧盟双东扩所塑造出的“欧美主导下的和平”。当俄为自身安全空间奋起反击时，德法与美一样没有从“安全不可分割”的整体视角进行反思。

目前整个欧洲处在情绪高亢的“激动期”，有意与美联手通过经济战和意识形态战鼓动俄国内反战情绪，以制裁普京身边“寡头”来动摇其执政基础，从而迫俄自乌撤军。一西方媒体就表示，“美欧确信，超强级别的制裁压力会促使俄罗斯人推翻或改变俄现政权”。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舍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国家神圣原则，冻结俄寡头、知名商人及其直系亲属在欧洲的银行账户，没收其豪宅、游艇、体育俱乐部等有形资产，背后的意图是“精准打击”俄精英，其目的同美相似，也是希望促俄实现“政权更迭”。

“安全罩”下的利益分歧

俄乌冲突爆发后，安全成为欧洲的首要考量，欧洲将经济、社会领域议题“安全化”提升到罕见高度，这促使其在对俄制裁问题上与美协同一致，但欧美为制裁俄所付出的成本却大相径庭。欧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远高于美俄，仅德国与俄贸易额在2021年就达650亿美元，是美俄贸易额的两倍之多。受对俄制裁影响，德3月份对俄出口下降57.5%。整个欧洲因制裁俄所遭受的贸易损失远超过美国。对俄能源禁运极大抬升了欧洲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继续刺激通货膨胀率飙升。欧盟4月初决定对俄实施煤炭禁运，石油和天然气的禁运问题则仍在激烈博弈之中。美国明显从中获益，在制裁俄的“政治正确”之下，德国放弃了耗资近百亿欧元、年输气量达550亿立方米的“北溪-2”天然气管线，欧洲整体转向购买价格更高、运输时间更长的船装美国液化天然气。3月美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约为743万吨，环比增加了近16%，创历史新高。

地缘冲突背景下的美欧看似结成“统一战线”，实际上难掩利益分歧，核心欧洲国家的自主性仍不断闪现。俄乌冲突已给欧洲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如冲突延续、制裁升级，欧洲可能重陷经济衰退。法德两国仍在寻求尽快结束冲突的外交调解之道，马克龙频繁与普京通电话寻找妥协空间，朔尔茨也多次呼吁实现停火，表示“希望避免一场剧烈的经济危机，避免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流失和工厂无法复产，这将给我们国家乃至整个欧洲带来严重后果，还会冲击乌克兰重建的资金来源”。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欧洲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