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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莫格鲁:美国保守主义面临重大危机
发表时间:2022-01-13 19:58 来源:国际网
为有效地应对不平等,以及全球化和大型科技公司带来的挑战,中右翼政党需要经历一次大规模的变革。美国右翼要么认识到自己必须改变,要么变得更激进,依赖少数选民——最终与民主本身相抗衡。但共和党对特朗普的崇拜表明,它选择了后者。这意味着美国正步入一个两极分化加剧、治理失调的时期,不太可能出台有意义的政策来解决当下面临的挑战。

美国民主党在最近的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中失利后,内部爆发了争吵,这使许多观察人士相信,共和党2022年将轻松夺回众议院。事实上,右翼的未来最不确定——这是一个我们都在为此付出代价的问题。

右翼以前也经历过身份危机。19世纪,工业化造成了巨大的不平等,工人阶级陷入贫困,大众民主的兴起本可以消灭传统的中右翼政党,比如英国保守党。通过将数万名工人集中在城市和工作场所,提供了团结和政治组织的新机会。新思想的出现——从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到马列主义——反映了大众的不满,并为另一种社会组织提供了模板。

但中右翼进行了自我改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或许是在英国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领导下。19世纪60年代,迪斯雷利带头进行改革以扩大选民(甚至比他的对手、自由党首相威廉·格莱斯顿走得更远),因为他相信保守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会吸引许多工人。他是对的。英国托利派保守党(the Tories)很快重新崛起,成为领导党派,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里经常超过自由党。

新右派成功地融合了几种截然不同的哲学和本能。它的第一个支柱是民族主义,它以各种形式出现。迪斯雷利(Disraeli)的“一个国家”愿景表达了它更为温和的形式:一种社群主义的身份认同,将所有公民都视为单一社会契约的一部分。但迪斯雷利也表达了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反映在他对大英帝国的沙文主义愿景的承诺中。在法国和德国,反犹太主义往往是新保守主义的核心。

第二个支柱是捍卫传统制度和社会秩序,反对激进变革的冲动。这些思想源自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对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的猛烈抨击,它们是一种适应性强的保守主义的关键,这种保守主义能够在社会和政治变革变得不可避免时,提供有意义的回应。这种方法的阴暗面是它对现有社会等级制度的承诺,比如那些关于性别和种族的制度。除了民族主义,中右翼捍卫这种等级制度的意愿也成为其选举吸引力的主要原因。

第三个支柱是对市场的承诺。就像前两大支柱一样,这一支柱帮助右翼界定自己,反对各种替代方案(无论是1917年之后的苏联社会主义还是二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既是为了维护自由市场的利益,也是为了以伯克渐进主义的名义。

尽管如此,欧洲和美国的保守派仍能适应左翼思潮的发展,有时与福利国家合作,甚至投资于福利国家。诚然,在二战后的第一次选举中,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领导下的保守党反对按照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1942年的著名报告所描绘的蓝图建设新的福利国家。但他们输掉了选举,保守派政客很快就接受了新体制的许多元素。与此同时,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北欧国家和德国,中右翼几乎和左翼劳工一样致力于基本的福利国家机构。

但右翼的选举成功还有第四个方面:对富裕企业的支持,这些企业经常资助中右翼政党。当大企业的利益与亲市场哲学(如反对垄断)发生冲突时,右翼倾向于站在大企业一边。

自那以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合摧毁了这个早期的中右翼契约。随着更激进的右翼思想的兴起,对福利国家和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反对。由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其他自由市场思想家推广的一种新的反监管哲学,在上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任内获得了支持。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这一事件推翻了社会民主主义支持福利国家的一个关键论点——即有必要阻止工人阶级要求彻底的社会主义。

撒切尔和里根的放松管制议程,在过去40年全球化和自动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助长了不平等的加剧,削弱了伯克传统主义和社区民族主义的可行性。与此同时,超级垄断企业和支持右翼媒体的亿万富翁的崛起,嘲弄了右翼对竞争性市场的承诺。

再一次,右翼需要重塑自己。德国前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政策在过去10年里开始类似于核心的社会民主主义措施,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为复兴迪斯雷利的单一国家保守主义所做的零星努力,都显示出中右翼政党可能会如何行事。但这些尝试似乎不太可能成功,因为它们与右翼——以及世界——面临的挑战的严重性不相称。

为了有效地应对不平等的根源,以及全球化和大型科技公司带来的挑战,中右翼政党将需要经历一次大规模的变革。考虑到美国保守派对大企业和超级富豪历来的忠诚,他们可能会发现这个过程特别困难。事实上,他们早已抛弃了伯克的思想,以任何方式抓住权力不放。从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愤世嫉俗的南方战略到今天共和党的选民压制法律,美国右翼长期以来一直依赖于美国政治体系向右倾农村地区分配的不合理权力。

这一策略不可能永远奏效,因为人口结构正在向更多的城市选民和受过教育的选民转变,人们对经济停滞的不满也在不断增加。美国右翼要么会认识到自己必须改变,要么会变得更加激进,依赖于少数选民——最终将与民主本身相抗衡。

共和党对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崇拜表明,它正在选择第二种选择。这意味着美国正步入一个两极分化加剧、治理失调的时期。不太可能出台有意义的政策来解决不平等、气候变化和大型科技公司令人窒息的主导地位。更糟糕的是,不能排除特朗普在2024年复辟后,压制性威权主义抬头的可能性。

(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为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基利安经济学教授。2005年,他获得了奖给40岁以下对经济学思想和知识做出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之一。文章转自“尚道战略”公众号)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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