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印度、以色列和阿联酋在线上启动了一个新的“四方经济论坛”，重点讨论贸易、气候变化、能源和海上安全，这也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业已确立的“四方安全对话”所强调的问题。因此，一些国际媒体将这场会议视为“新四方安全对话”或“中东版四方安全对话”的揭幕仪式，认为美国拼凑的印太版“四方机制”正延伸到中东。美印以阿“新四方安全对话”（简称“新四方”）可能带来的影响引发广泛关注。

“旧朋新友”寻求合作

这一所谓的“新四方”缘起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宗教和解是其纽带。2020年9月15日，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撮合下，阿联酋与以色列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为中东“新四方”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0月13日，为纪念《亚伯拉罕协议》签署一周年，阿联酋外长谢赫阿卜杜拉·本·扎耶德和以色列外长亚伊尔·拉皮德访美，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三方会晤。而印度对“新四方”的加入，被外媒认为是“稳定桌子的第四条腿”。媒体普遍认为，这或许意味着《亚伯拉罕协议》的宗教和解倡议将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三大“一神教”扩展到印度教，“宗教共存”或将成为连接所谓“新四方”的纽带，并为其打上“价值观联盟”的烙印。然而，“宗教共存”只是噱头，美印以阿此次“同框”的真实动因不仅在于务实合作，更在于地缘政治图谋。

美国虽在地理位置上远离中东与南亚地区，但与其余三国都“关系非凡”。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亲密的盟友，阿联酋则为其在海湾地区的重要盟友。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美国不再像特朗普执政时期那样“一味偏袒”以色列，而是试图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寻求“再平衡”，重回“两国方案”。这让以色列“如芒在背”，急于改善与拜登政府关系。与此同时，由于阿联酋也曾坚定支持特朗普政府，面对拜登政府以“也门人道主义危机”为由对其与沙特等卷入战争的海湾国家的打压，寻找机会改善与美关系成为阿联酋的必需。此外，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对美国的战略依附不断加深，在地区战略上也对美国“亦步亦趋”，接近其盟友，疏远其敌手。因此，当美国试图发起成立所谓的“新四方”时，得到了以色列、阿联酋和印度的积极响应。

印度、以色列与阿联酋三国间亦多建有战略伙伴关系。预计到2030年，三国间的贸易总额有望超过1000亿美元，目前三国间“两两结合”的自贸区协定谈判皆已启动。在三国关系中，印度与阿联酋的关系历史最为悠久。两国间不仅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还有大量人员往来，以及由此衍生至语言与饮食的深度文化融合。早在15世纪时，印度商人就已广泛参与海湾地区的经济生活，20世纪中叶，印度卢比甚至一度成为海湾地区的主要流通货币。海湾出产的珍珠曾通过如今位于阿联酋境内的拉斯海马港源源不断地运往印度，对印珍珠出口成为海湾国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1966年，阿联酋迪拜发现石油后，印度逐渐成为该国最大外籍劳工来源地。如今已有约330万印度侨民在阿联酋生活，占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阿印度侨民已成为阿联酋最大族群与印度规模最大的海外侨民群体。由于侨民众多，阿联酋也是印度最大的侨汇收入来源地。2020年，印度来自阿联酋的侨汇收入高达230亿美元，占其侨汇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印阿双边贸易额在2020年达到了600亿美元，印度是阿联酋第二大贸易伙伴，阿联酋则是印度第三大贸易伙伴与重要石油进口来源地。以色列则是印度主要的高端武器供应国，还向其提供旱地种植等先进农业技术。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迅猛，目前双方已互设使馆，实现民航班机直航，建交后五个月内就有13万以色列人到访阿联酋。

背后的地缘政治盘算

与“印太战略”的“四方机制”相比，“新四方”看似以宗教共存为纽带，更多聚焦地区和国际治理议题，然而，联系到拜登政府此前接连组建“小圈子”，目标直指中国、俄罗斯等“战略敌手”，这一中东“新四方”很可能是美国搞“圈子多边主义”的最新动作。从其内部看，美国和印度居“主导地位”，阿联酋和以色列处于“从属地位”，因此所谓的“新四方”或将主要体现美印两国的战略图谋。

第一，美国试图整合其“印太战略”与“中东战略”，实现“印太”地区与中东地区的联动。若美果真如此，那么此举将进一步凸显“印太”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中心地位，而中东地区对美国的战略意义则开始下降，并发挥策应“印太战略”的作用。但与“印太战略”不同的是，印度在中东“新四方”中或将扮演主要角色，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第二，中东“新四方”或为因应阿富汗变局而生。美国从阿富汗仓皇撤军后，阿富汗塔利班的重新掌权给美印以阿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挑战。一是美国失去了对阿富汗局势的“主导权”。经过20年的阿富汗战争，美国在付出巨大财力和人力后，却一手造成了让它颜面尽失的阿富汗乱局，最后只能狼狈撤军。二是印度的地缘政治环境不断恶化。印度也是阿富汗变局的“输家”之一，它与阿富汗加尼政府关系密切，共同打击受到巴基斯坦支持的阿富汗塔利班，但阿塔的再度崛起，给印度的地缘政治环境增添了极大不稳因素。三是意识形态差异导致阿联酋和以色列在阿富汗变局后处于不利态势。阿联酋和以色列均强烈反对伊斯兰主义派别，阿塔的再度上台将使它们失去影响阿富汗政局的能力。因此，美印以阿试图抱团取暖，联手应对阿塔掌权的现实，试图重新获得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因此，中东“新四方”是美国从中东地区战略收缩的补救措施。美国企图在淡出中东的同时，继续通过“软机制”，依靠盟友，维持其掌控中东事务的能力。

第三，中东“新四方”或是美印反中遏华的又一工具。美印此举或意在拉拢阿联酋和以色列，甚至迫使它们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以此压制中国与中东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

第四，中东“新四方”很可能还剑指伊朗。拜登政府虽已与伊朗就恢复伊朗核协议展开谈判，但其对伊朗的敌意与特朗普政府相比，只是程度和方法上存在差异。美国对伊朗采取了“一边谈判，一边遏制”的手法，不会放弃对其打压的机会。而在这四个国家中，仅印度与伊朗关系尚可，以色列和阿联酋则与伊朗“素来不睦”。

没有前途的“清谈会”

尽管“新四方”得到国际广泛关注，美印以阿对其“寄予厚望”，但其前景并不乐观。

首先，“新四方”定位不明。由于缺乏明确合作议程，“新四方”在内部凝聚力、合作驱动力、机制有效性和延展性等方面均未显示出乐观前景。就其关注的“宗教共存”等软性议题来看，“新四方”尚属论坛性质，未显示出升级潜质，难以成为具有约束力和行动力的联盟。这将使其效力大打折扣，甚至可能“不了了之”。

其次，美印以阿四国目标不一且差异大。在地缘政治议题上，该四国难以形成共识。以“遏制中国”为例，阿联酋和以色列对中美两国需求不同，“发展靠中国，安全靠美国”将是两国未来一个时期内对外关系的基本逻辑。这决定两国“既离不开中国，也离不开美国”，国家利益决定它们无法在中美间“选边站队”，只能采取“两面下注”的策略。因此，“新四方”恐难以如美印所愿，成为服务其一己私利的地缘政治工具。

第三，“新四方”无助于缓和中东和南亚地区局势。面对中东和南亚地区面临的多重安全挑战，美国选择淡出，印度选择躲避，而阿联酋和以色列则“无法脱身”。因此，“新四方”不仅难以成为促进中东稳定与发展的积极力量，还可能引发新矛盾，甚至引发美国盟友与其关系的亲疏变化。过去20年里，美国在中东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并实施了大规模直接军事干涉，仍未能实现称霸中东的目标，最终只能黯然撤军，该“软性机制”显然难当此重任。

总而言之，除地区与全球治理合作外，中东“新四方”还包含了大国和地区强国的地缘政治图谋，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机制和明确的议题，这些目标将难以实现。美国和印度若逆中东国家“向东看”的历史潮流而行，企图将“新四方”打造成具有排他性并针对第三方的“封闭小圈子”，那么“新四方”注定不会有前途。

（作者丁隆、张菡文分别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研究实习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