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报告主题是“大变局下日本的战略走向和中日关系”，主要从三个层面来汇报我的观点。

第一，从国际格局层面谈一谈对大变局的看法，主要是谈大变局背后涉及到的主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于日本战略选择的影响。现在国际格局中的“大变局”，不外乎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所说的“东升西降”，第二个层面是“多极化”。“多极化”不仅限于国家间力量对比的你升我降带来的主导力量的多元化，现在主要体现为全球化和区域化面临的新形势。新形势是什么？是“碎片式的全球化”。在“碎片式的全球化”中，世界格局进一步分化，特别是RCEP和CPTPP的达成，凸显了印太的重要性。“全球化的碎片化”之“破”与“碎片化的全球化”之“立”对日本有双重推动作用因素，一方面催促日本需求志同道合的支持力量一起推动全球化，另一方面也督促日本在新的区域化中把握机会占据主动，这些对日本的战略选择有很大影响。第三个层面是大国竞争，现在主要为美国和中俄之间的战略竞争。

从三个层面的变局来看，日本最关注的是两个因素。一个是日美同盟当中的美国，在这三个变局当中，美国都处于一个相对衰弱的状态；第二个是日本地区竞争当中的最大的竞争国和对手——中国。在两个因素当中，日美同盟是日本对外关系的基轴，中日关系也很重要。其实从日本一向的外交的表态和外交政策声明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对中的态度是比较微妙的，并非全面打压。就是说，日本在其“印太战略”中并不是要完全排斥中国，日本也一再强调稳定的中日关系很重要。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一是日本没有实力做到完全和中国对着干，甚至它还需要中国帮助一起应对“逆全球化”，维持发展需要的稳定的国际环境。二是日本外交非常关注的地区国家也不愿意地区处于紧张状态中，这也是当初日本“印太战略”转为“印太构想”的重要动因。另外一方面，日本又紧紧追随美国的步伐，并趁机谋求和扩大自己的战略利益。在这样的一个大变局之下，日本是怎么选择的？在战略上是怎么应对的？现在根据学界的一些分析，大概不外乎三种情况：第一，日本战略上强化了对美的追随；第二，日本在战略上加强了对华的制衡；第三，日本加强了对第三方力量的运用。

第二，日本的战略选择问题。学界对于日本战略的研究非常多，但从目前研究来看，我们似乎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我们所说的战略对美追随、对华制衡和第三方力量的运用的上一层级。也就是说，在这三个战略性措施之后还隐藏着一个指导性战略，也就是日本举措的动力和目的，那就是日本想要塑造一个秩序，存在着日本追求塑造国际秩序的这么一个战略目标。日本当前对于国际秩序的追求，显示出日本在战后以来政治、外交、安保、文化方面的一些变化。事实上，当前日本并不把对手集中在某个国家的身上，而是集中在对环境的塑造上面，通过改变环境来应对可能的对手。因为战后以来日本的发展和复兴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受益于国际环境，而不是受益于某一个国家。所以日本现在认为，在大变局之下，日本更应该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重新维持以及强化对日本比较有利的国际秩序。

日本是通过宏观的制衡来实现国家利益的。在制衡中，一边是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另一边是中国崛起，中国崛起对日本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冲击。其实在宏观的秩序构建当中，日本除了以日美同盟为基轴，还越来越意识到自身的能力和秩序是否可靠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它现在在不断加强自身能力的建设，无论是对外交，还是在安全能力上面。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在战后以来一直是“非正常国家”，其军事能力是受到限制的。所以日本为了能够维持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秩序，在提升自身的安全能力，以及加大和美国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包括我们说的欧洲国家、还有印太等东盟地区的国家的合作，强化安全合作的能力。

在这样的战略之下，日本尤其重视现在的拜登政府对“多边主义”的回归。当然，现在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包括拜登政府对外战略，一个很重要的路径就是对盟友的利用和盟友关系的强化，日本恰恰是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区很重要的盟友。那另外一方面，从岸田政府来看，它迫切地需要抓住美国对多边主义回归的这个契机。因为特朗普时代，如果日本想要构筑一个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国际秩序，是比较困难的。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措施，和日本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是相违背的。那另外一方面，针对于中国在疫情背景下的逆势崛起，日本更加警惕，特别是对所谓的中国崛起的方式。为了维持秩序，日本更加注重从战略方面，以及从价值观的方面来奠定的盟友基础。在当前的日本战略运用当中，日本更加注重运用价值观的工具来奠定其正在构建的秩序的基础。那么从具体层面来看，特别是在经济安保战略上面，岸田政府，是比日本战后的历届政府都重视经济安保，从部门建设到机制建设，从政策实施到战略规划，是在逐渐强化各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是追随美国的经济安保战略，另一方面是日本在试图维持自己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特别是对华优势。并且，岸田还把经济安保和价值观更加紧密的结合。其实在安倍时代就提出了加强经济的安保问题，针对“一带一路”就提出了“经济价值观”的问题。关于“一带一路”的融合问题，安倍政府认为“一带一路”应该要遵循几个原则，比如“开放性”“透明性”“经济合理性”“债务健全性”等。其实，这背后都是日本和中国不全面的对抗，它其实也想把中国拉到它主导的国际秩序当中来，对中国加以规范。

在对外战略上，日本现在为了构建国际环境秩序，特别加大注重对QUAD的升级和扩容。四方会谈是”印太战略”核心主导性框架，也是日本提出”印太战略”当中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框架。日本最近提出的一个新想法，就是要尽快召开第三次四国首脑峰会的会谈，也就是第二次的线下会谈，而且希望在日本召开，这就体现出日本岸田政府仍然把”印太战略”放在其对外战略的核心框架范围内。日本的第三个战略就是拉拢域外国家，比如说法国、德国、英国，特别是和英国的”全球战略”相结合。现在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日本在加大和德国的安全交流，比如日本和德国在今年签订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和召开了第一次外交防卫“2+2”会议。日本和法国、英国联系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法国和英国在印太地区存在着广泛的利益。在印太，英国有诸如迪戈加西亚群岛等英属印度洋领地，地区内仍有多国将英女王视为国家元首。法国在印太地区拥有众多海外领土，如马约特、法属波利尼西亚等。

第三，关于中日关系的思考，特别是岸田政府上台以来，以及对于未来的中日关系的一些看法。其实岸田政府关于塑造有利于己的国际秩序的整体国家战略并没有变化，他对中国的制衡的战略方式也没有变化，他和安倍政府相比只是急缓或者轻重不同而已。

“印太战略”的新框架，在日本的倡导之下，继续前进、升级，落实。一方面是日本加强对华的制衡，另一方面是注重经济安全与全球治理。从岸田政府来看，尽管日本有对华友好的一些底色，但这些底色并不能取代日本对华政策当中的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最根本的目标。在对华问题上，岸田政府也会考虑到保守派的声音。比如在首次的中日首脑会谈当中，岸田在电话当中在东海问题等上不少强硬的要求。在整体的大变局之下，在整体的日本战略选择之下，中日关系，到底下一步朝哪走，是好是坏，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最后是人权的问题。在竞选的时候，岸田就提出来人权的问题，特别是对华人权问题，他提出要设置一个首相助理官，专门负责对华以及对外的人权外交，目前是由中谷元担任。中谷元目前担任日本“思考人权外交超党派议员联盟”的会长，主张制定日本版《马格尼茨基法》。所谓的“人权问题”也将是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新问题。

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日之间面临着新的契机，能否把中日关系向前推进一步，是对岸田政府智慧的一个考验。但是总的来看，由于“大变局”的国际格局不变，美国对华发动的大国战略竞争不变，日本追随美国的战略底色不变，加上日本的所实施的战略目标不变，至少从目前来看，在对华的外交上，岸田政府还不会有很大的改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文章转自“山大国际观察”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