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2021版《国家安全战略》这一基础性、指导性战略经过了战略界的深思熟虑，反映出其历经乌克兰危机、俄西对抗、油价震荡、疫情冲击等诸多困难时期，重新思考与定位本国在世界大变局下的历史方位和战略选择，标志着俄罗斯国际战略观正发生着持续而深刻调整。

国际秩序：旧已破，新未立

如果说2015年版国安战略已经敏锐地捕捉到“新的多中心世界格局的形成伴随着全球和地区不稳定的增长”“世界发展不平衡”“国家间竞争越来越多围绕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人力资源、科技潜力”“武力作用没有下降”等乱象，那么6年后俄罗斯不仅清楚地认识到以上趋势愈演愈烈，而且确凿地认定当今国际秩序之所以动荡变革，其根源在于西方霸权衰落却垂死挣扎，由此引发四大系统性风险上升：

一是政治上失衡。国家间发展不平衡，地缘政治矛盾深化；国内政治斗争激化、社会不平衡加剧；国际组织、全球安全体系等趋于失效。

二是经济上失序。世界主要经济体陷入停滞和衰退、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稳定性下降，市场与资源准入争夺加剧，导致一些国家使用不公平竞争工具，采取保护主义与制裁。

三是军事上失控。地缘政治不稳定性和冲突性上升，国际法准则被削弱，军控条约被瓦解，导致军事风险在纵、横向发展：一方面是局部战争、地区战争风险升级；另一方面是太空、信息空间成为新战场。

四是意识形态上失德。西方自由主义模式危机促使一些国家试图淡化传统价值观，歪曲世界历史，激进与极端情绪加剧，人的最基本权利与自由遭到忽视。

与一个摇摇欲坠的旧世界相伴相生的是，“全球经济与政治中心数量增加，新的全球与地区领先国家崛起”，但必须承认，“新国际体系的架构、规则和原则”虽然正在形成，但路阻且长。在这方面，俄罗斯精英显然没有过分乐观的情绪，而是始终保持着非常冷静和审慎的观察。

外部环境：危环伺，机犹在

过去的6年是俄罗斯被迫承受、消化与处理乌克兰危机负面影响的6年。除了收割民族主义情绪、获取了较长时段的高支持率之外，普京不仅必须面对一个“再也回不来”的乌克兰，还要接受一个“前缘难再续”的俄西关系。总结新版国安战略中描述的俄外部威胁，不难看出俄自视面临着政治上被干涉颠覆、经济上被施压设限、军事上遭威慑针对、意识形态上受丑化攻击的、“危险环伺”的外部环境。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特列宁直言，这种充满越来越多威胁和不安全因素的外部环境被视为“一个时代，而不是一个事件”。这意味着它不是暂时的，而将长期客观存在。

应该说，由乌克兰危机引发的、俄罗斯战略视野下的“大变局”早于我们感知到的、在中美世界博弈中深刻发展的“百年变局”。正因为早入坑，早识局，俄罗斯也希望汲取冷战失败的教训，在本轮国际格局的结构调整中抢占先机，提早突围。新版国安战略反复提及“竞争优势”一词，并清晰地界定了俄罗斯的未来潜力：“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前景取决于其内部潜力、价值观的吸引力、提高国家治理效率实现自身竞争优势的能力和意愿”。可以看出，俄罗斯同样希望危中寻机，化危为机。

国家战略：立足内，运筹外

几百年来在世界舞台中央的沉沉浮浮，使俄国人善于用长历史时段看待问题。“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博尔达切夫指出，“俄罗斯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19世纪欧洲各帝国中，它是唯一一个几乎以不变的形式保留下主要潜能（物质资源和力量储备）的国家”。而其最宝贵的财富和优势就是“丰富的自然资源、辽阔的西伯利亚、比欧洲任何一国都多的人口、强大的军队和有核武器作为保障的战略自主权”。这些条件“足以使俄保证自身的发展与安全，并不依赖国际秩序的支持，而中美则非常需要这样的支持”。

观念决定政策与行动。外部世界激变、外交环境恶劣、自身国力暂时不济再次激发了俄强烈的不安全感和收缩封闭的倾向。战略内倾，关注自身，依靠自身，正是新版国安战略的核心特征所在。在该文件所确定的9大国家战略优先事项中，前8条均聚焦国内问题（保护俄罗斯人民和发展人口潜力、国防、国家和公共安全、信息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发展、生态安全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俄罗斯传统的精神道德价值观、文化和历史记忆）。在具体论述中，“信息安全”和“保护俄罗斯传统的精神道德价值观、文化和历史记忆”两部分着墨最多。实际上，近年无论是反恐、整治外国代理人、管控网络空间还是宪法改革，俄罗斯政府已用行动证明其有能力捍卫主权。在人口形势严峻、经济饱受疫情困扰、全球脱碳进程加速的当下，解决好国内问题对于俄罗斯能否筑牢屏障、凝聚共识、抵御外压、进而获取“竞争优势”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与此同时，外交的工具性更加明显。新战略中“战略稳定和互利的国际合作”仅占国家战略优先事项的1/9份额。文件进一步指出，“俄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为国家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加强国家安全、巩固俄罗斯作为当今世界有影响力的中心之一的地位”。作为极其务实的任务，外交为内政服务的动机非常明显。

对外合作：义减负，利为重

由于谨慎定位为“当今世界有影响力的中心之一”，而不以提升国际影响力和争霸为终极追求，俄罗斯外交政策与实践也展现出新的义利观。新版战略一改2015版“建立平等伙伴”的提法，转而强调国际合作的“互利性”；对外合作空间收缩至仅与中国、印度、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中俄印机制及亚非拉国家合作。战略首次未提及与美欧、G20合作，“独联体”词频从2015版的7次降至3次，“是俄外交优先合作方向”的表述也被取消。

发生这种变化首先是出于大变局下俄对自身实力的客观评估。正如博尔达切夫所言，“国际环境波动性不断增强，使得大国在需要执行更为谨慎和克制的政策，特别是在本国对外义务承诺方面”。而当力量受限时，“国家只会在本国层面考虑秩序问题”，战略收缩自然而然伴随国际义务的削减。

其次是由于对俄西关系的失望。多年与西方互动的结果让俄罗斯认清，在中短期内冻结对抗是最合理的期待，大幅改善关系只能通过单方面牺牲俄利益来实现。因此，俄罗斯必须面对“整体西方”的长期高压，施展外交阻力大，不宜设定过高目标。

第三是出于对伙伴及盟友价值的重新评估。在俄罗斯看来，大变局下各国外交更具多面性和不确定性，任何联盟、协议都可在恶化的内外环境下随时修改调整，“在事关俄罗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上无法起到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俄也在不断权衡自身实力与利益，以确保本国安全为出发点，有选择地、以不同参与程度运筹外交。近来对于白俄罗斯政治危机、纳卡冲突以及吉尔吉斯斯坦政变的不同处理方式，正是俄罗斯新周边外交理念与实践的侧面体现。

世界变局的深入发展意味着俄罗斯国际战略观也将持续动态调整，其本质是日趋内向与保守。但问题在于，专注国内、凝聚民心的关键是实现经济发展，而“经济增长”“提升经济竞争力”这些旧版战略中的任务却在新战略中被“经济安全”所取代。历史上，在促发展与保安全之间，俄罗斯向来选择后者；在时局动荡、经济不振、民怨淤积的今日，“更感不安”的俄罗斯依靠什么取得“竞争优势”，从而实现破局与发展，是俄罗斯绕不开的时代叩问。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助理，文章转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