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短期内或许能再次重构盟友对美国的信任。因为相比特朗普,拜登是一位经过严格训练的政客,在外交政策方面有着多年的经验,自选举以来,他最初的政策声明和人事任命对盟友产生了深远的安抚作用。但包括拜登在内的美国人仍将面临盟友的发难,即美国是否可以被再次信任,不会在2024年或2028年选出另一个特朗普。 |
在当下,伙伴和盟友们开始不再信任美国。因为信任往往与真相息息相关。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撒谎水平在国际上早已闻名遐迩。需要承认的是,所有的美国总统都撒过谎,但从未到如此厚颜无耻的程度,以至于降低了信任的价值。国际民调显示,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美国软实力的吸引力已急剧下降。 当选总统乔·拜登能再次重构这种信任吗?短期来看,或许是的。风格和政策的改变将提高美国在大多数国家行为体的地位。由于特朗普是美国总统和美国政治中的局外人:总统是他在美国政府中的第一份工作。此前他的职业生涯是在纽约市房地产和真人秀的零和世界中度过的。在那里,令人愤慨的言论往往能够吸引媒体的注意力,并帮助其控制事态的发展。 相比之下,拜登是一位经过严格训练的政客,在外交政策方面有着多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来自于他参议院几十年和担任副总统八年的工作实践。自选举以来,他最初的政策声明和人事任命对盟友产生了深远的安抚作用。 特朗普与盟友之间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一句“美国优先”,正如我在《道德重要吗》一书中所主张的那样,美国总统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往往肩负着促进国家利益的重任。总统如何定义国家利益,往往要考虑国际道义的成分。但特朗普选择了狭隘的交易定义,根据他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的说法,他有时会将国家利益与自己的个人、政治和金融利益相混淆。 自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以来,许多美国总统经常对国家利益持宽泛和清晰的分野,没有将其与自己的个人利益相混淆。杜鲁门认为,帮助他人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甚至放弃将自己的名字列入到马歇尔计划,以援助欧洲的战后重建。 相比之下,特朗普蔑视联盟和多边主义,这是他在G7和北约峰会上的自然流露。即使他采取了诸多自以为有益的行动来对抗竞争国的贸易政策,但他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协调压力的能力。难怪有人质疑其对竞争国的高科技制裁是处于商业而非安全的考虑。 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举动,让人们对美国应对全球变暖和大流行病等跨国安全威胁的承诺,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拜登重新加入这两个计划,以及他对北约的承诺,或将对美国的软实力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拜登仍然面临着更为深层次的信任危机。许多盟友都在连连发问:美国的民主到底怎么了?一个在2016年产生了像特朗普这样奇怪领导人的国家,怎么能让人相信不会在2024年或2028年产生另一个呢——美式民主正在衰落,使得美国这个国家不再值得信任? 特朗普主义崛起的推动力源自于美国政府和其他机构公信力的下降。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人民对政府信任度的降低一度成为美国政治的一大弊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曾经有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对政府有着高度的信任。这一比例在越南战争以及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水门事件之后下降到大约四分之一。幸运的是,公民在税收等问题上的表现往往比他们给民意调查者的暗示要好得多。 也许2020年的总统大选是美国民主文化潜在力量和韧性的最好证明。尽管全球发生了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大流行病,而且有人预测投票环境将会出现混乱,但投票人数仍然创下了历史记录。数以千计的地方官员——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主持了这次选举。他们认为诚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是一种义务。在佐治亚州,负责监督选举的共和党国务卿不顾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毫无根据的批评,宣称“我的座右铭是数字不会说谎”。使得特朗普在佐治亚州以微弱的劣势落败。特朗普指控大规模选票欺诈的诉讼,缺乏任何证据的支持,在一个又一个法庭上被驳回,这其中包括了特朗普任命的法官的态度。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人反对他要求州议员推翻选举结果的努力。与左派的末日预言和右派的欺诈预言相反,美国民主证明了它的力量和深厚的地方根基。 但包括拜登在内的美国人仍将面临盟友的发难,即美国是否可以被再次信任,不会在2024年或2028年选出另一个特朗普。他们注意到了美国政党政治严重的极化现象——特朗普拒绝接受自己的失败,以及国会共和党领导人拒绝谴责他的行为,甚至拒绝明确承认拜登的胜选。 特朗普利用其狂热支持者的基础,通过威胁那些不听话的温和派的初选挑战,来获得对共和党的控制权。有新闻记者报道说,参议院约有一半的共和党人鄙视特朗普,但他们同时也害怕他。如果特朗普在离开白宫后试图保持对共和党的控制,拜登将面临与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合作的艰巨任务。 对美国的盟友们来说,幸运的是,虽然拜登的政治技能将受到考验,但美国宪法在外交政策方面比在国内政策方面为总统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因此短期内的合作改善将是真实的。 此外,与2016年特朗普当选时所不同的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0%的美国人希望推行外向型合作的外交政策,这一比例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盟友能否相信美国不会产生另一个特朗普”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无法得到完全且肯定的答复。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控制疫情、恢复经济,以及拜登处理美国国家政治极化问题时的政治技巧。 (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文章转自“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