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下旬，在一场智库举办的中美关系圆桌讨论会上，一位美国国务院前高官不无沮丧地问道：“我们两国之间还有可合作的共同点呢？”他的发问反映了一种日益普遍的看法，也投射出双方共有的挫败感——太多值得与会者关注的双边事务处于停滞状态，交流也无法取得任何有意义的进展。

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后不久，特朗普政府即发布禁令，禁止中国游客进入美国。这本是控制未知致病病毒传播的常规性做法，但此后事态急转直下，双方陷入无休止的口水仗中，再次印证了“屁股决定脑袋”那句老话。

特朗普对华政策转向全面对抗之后，中美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急剧萎缩，包括公共卫生、技术开发与贸易、粮食安全与能源贸易，以及司法合作等方面。这一趋势如果得不到控制，中美之间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场双输的竞争之中，而所有直接或间接卷入的国家都将受到损害。

本文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抱怨美国的政策，而是想提醒读者，未来修复中美关系的努力可以从上述领域开始，因为它们无疑与两国的民生福祉直接相关。

公共卫生合作的终结

中美公共卫生合作可以追溯到两国之间的第一份正式条约，亦即1844年的《望厦条约》。该条约首次允许外国人在租界口岸购买土地建造西式医院。此后列国纷纷效法，与清政府缔结类似条款。中国医疗现代化由此发轫，而美国则是这一进程最长远、最慷慨的捐助人之一。

半个世纪后，中国医生伍连德赴美讲学。伍连德系剑桥毕业的医学博士，曾奉命防治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并于四个月内成功控制了疫情。在美国，伍连德向同仁介绍了一系列的传染病防治措施，包括戴口罩、将感染者与其家人分开，以及在疫区实施隔离等。根据业界传说，伍医生为防疫而设计的口罩正是今天我们所佩戴的口罩的原型。

上世纪以来，欧美的医学出版物为包括中美专家在内的作者联名发表论文提供了平台，对国际医学卫生知识的普及做出了贡献。随着双方医学和医疗交流的展开，两个国家、两个社会都从中受益。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的干涉之下，两国的疾控中心在2003年非典疫情后得到升级的专业机制遭到破坏，双方公共卫生机构间的合作趋于停滞。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方针下，以往与中国的公共卫生合作被定性为一种“自损”，相当于把中国培养成美国更强有力的对手。显然，这与通过相互保护而增强自保能力的国际卫生合作逻辑是相违背的。2019年夏天，特朗普撤销了美国疾控中心驻华传染性流行病专家的岗位。这样做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当新冠肺炎疫情同年冬天在中国爆发时，美国的公共卫生专家无法通过参与现场应急而获取第一手的资料。

特朗普政府在拦阻中国技术发展的时候，并没有对战略技术和通用技术加以区分——前者指那些足以使它们各自的公司在全球市场中胜出的逐利性技术；后者则是类似疫苗研制这样对防治大流行和地方性流行病必不可少的普惠性技术。不管怎么看，扼杀为人类谋福祉的科学交流，包括全面终止中国的富布赖特学者交流计划，都是没有道理的。即使是在战争状态下，就像中美曾经经历的那样，公共卫生领域的交流也不应该被终止。

技术出口限制

美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可追溯到特朗普上台之前——事实上，可以一直追溯到1940年代的中国内战时期。过去数十年，中国政府曾尝试劝说美国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以改善两国贸易不平衡的状况，但未果；这或许是促使中国政府部门推出“中国制造2025”的动因之一。特朗普政府制裁华为及中国其他高科技企业的做法，难免也让中国意识到，基于地缘政治思维的排斥，而非竞争，才是美国行为逻辑的出发点。

在美国政府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一周后，总部位于纽约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宣布禁止作为会员的华为员工担任其旗下期刊的审稿人。由于业内的抗议，这一决定很快撤销了，但其影响远未消弭。当然，IEEE管理层可以辩解说他们只是遵守美国的相关法律，过去也曾对协会在伊朗、苏丹、古巴、朝鲜、叙利亚、委内瑞拉和乌克兰的分会和成员采取类似措施；并且，电信技术确实是军民两用技术，而任何企业和专业实体都应该遵守所在地的法律和法规。

然而，这项制裁令显然是政治驱动的，因此而妨碍乃至阻止电信及关联技术的发展，这样做也符合IEEE“多元化、平等及包容”的宗旨吗？即便从企业间竞争的角度看，中国工程师对美国技术了解的越多，对美国公司拓展在中国的市场不是越有利吗？中方资助下的技术思路取得突破，经由IEEE平台发布及共享，不也能使其美国同仁受益吗？IEEE固然担心可能违反美国政府的制裁令，但其“华为禁令”及其对其他专业协会产生的蝴蝶效应，却向中国人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科研国际化是死路一条。

被阻断的司法合作

自美国司法部于2018年11月启动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以来，截至2020年2月，联邦调查局已发起近千项针对中国公司的调查，渲染出一种无所不包的“中国威胁”，甚至只有与中国有些捕风捉影关联的实体都被抹上了一层疑似犯罪色彩。当然，在跨境司法纠纷中，美国并不是唯一追求“威慑”、“无害化”、“矫正”及“报应”的国家。

中美司法部门的互动在特朗普上台前就谈不上和谐，特朗普强硬的对华政策则令尚存的合作在2017年也终止了。美方启动“中国行动计划”，双方司法界就更无缓和关系的余地了。针对中国公司的调查一旦启动，会持续数年的时间。而由于这些调查和诉讼本质上属于国内法的范畴，却要求中国方面当成国际准则去服从，客观上刺激了中国，强化了中国国内要求反制和不合作的声音。

理论上，立法和执法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现实中，一国认定为“反制”或“自救”的举措，在另一国看来却可能是违法的，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冲突，也令法律和政治的边界日益模糊。不仅如此，美国越来越多地要求其他国家加入，针对中国实体实施二级乃至三级制裁。两国竞争中这种将国内法凌驾于世界的做法，对于国际司法互动中的和谐合作目标实无好处。

粮食和能源安全中的“风险规避”

美国以“国家安全”之名对中国实施的制裁，肉眼可见地影响了那些涉及“敏感”技术的公司和个体。关于两国“脱钩”的讨论也让人想起尼克松访华前美国对中国长达二十年的贸易禁运和经济封锁。

2020年春，中国政府将确保粮食和能源供应列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六项底线任务之一。从经济理性的角度看，填补粮食缺口最便捷的方法是增加从美国的进口；放在中美刚刚签署“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背景下，更是如此。然而，由于担心美国将粮食出口武器化，甚至阻止其他国家对华出口粮食，中国反复强调提高粮食的自给率。其实，美国虽然嘴上说“粮食权力”，但这几十年来很少把谷物出口当成外交武器。然而，中美关系的全面恶化迫使中国追求一种不利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粮食自给自足目标。

在能源安全方面两个经济体的互动机制也受到了损害。贸易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认为，公司及/或行业内贸易有利于对冲世界大宗商品市场的波动。即便没有疫情所导致美国液化天然气产量的下降，其出口能力因出口码头建设投资不足而受限，有外资进入的空间。中国方面则可以通过开放其液化气接收港投资、向外资开放最终用户销售渠道来通过双向市场参与而稳定长期能源贸易。但由于特朗普政府严防中国资本进入美国基建项目，这种产业纵向一体化的构思也成了禁忌。

为了应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继续使用煤炭，而不是加速向较清洁的液态天然气的燃料转型；这样一来，中美两国社会都没有在化石能源消费环节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做出什么有意义的贡献。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家们反复指出，家庭及工业造成的碳排放是造成极端天气频发和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眼下，卫生科学家们正在辩论气候变化与新冠病毒之间可能的关系；而不管科学结论如何，相关研究确实表明，随着气温升高引发动物迁徙和其他自然生态变化，大流行的风险正在增加。

结语

一位总统的一个任期足以启动一种政策选择模式，无论2020年美国大选的最终结果如何，这种模式的诸多方面都将延续到下一任的美国政府那里。与其单边主义的总体倾向不同，特朗普在推行其对华政策时，颇为注重盟友的作用，包括强化它与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之间的对华“五眼同盟”；而这四个国家也都明确表示会站在美国一边，对付中国。这样的做法很容易让中国人联想到被列强“半殖民”的历史，激发起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西方要求的国内政治变革也会感到只有抵触才能自保。

当然，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乃是中国与世界互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美也的确在诸多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其中一些互动已经对各自社会都造成了损害。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竞争才刚刚开始，那就是进行自我反思和政策调整的能力，唯有具备这种能力，双方才能避开双输的局面。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文章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