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印日澳等国以及台湾地区当局的一系列策略不一定与美国直接相关，但一定受到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当前特朗普政府急于在大选之前拿出外交成绩，近日连续推动他国与以色列建交就是事例。

在军事行动方面，美国可以以比较低的代价对委内瑞拉、伊朗进行打击，但这些方案在美国国内未必能产生推高特朗普支持率的影响。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影响足够大，因此有日本媒体前几天猜测美国会对南海岛礁发射导弹；由于美国总统在60天内可以绕开国会批准进行军事行动，60天后征得授权的程序也只是习惯法（并非宪法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具备在中国周围制造事端的能力。

然而美国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有几个问题：

首先特朗普本人对军事行动并不熟悉；其次特朗普的一部分支持者是所谓的“旧保守主义者”，他们反对身份政治、鼓吹贸易保护、也认同“中美脱钩”，但在外事上反而赞同孤立主义。2016年特朗普当选，社交媒体就有人声称“和平主义者”特朗普击败了“战争贩子”克林顿女士，避免美国再次陷入利比亚、克里米亚等争端；再次是大国冲突风险巨大，如果美军在冲突中出现人员、军械损失，特朗普的反对者将对其穷追猛打。因此美国目前的策略是进行高姿态的“同盟运动”，挑动盟友和准盟友向中国挑衅，以代理人战争的形式减少美国军事介入的风险。

因此美国人提出的所谓“亚洲北约”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很可能成为一个口惠而实不至的标语。

第一，美国在盟友待遇问题上没有定论，昔日尼克松的“世界五极”布局要求美国给予盟国足够的平等地位和自主权，这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时代是不现实的；

第二，美国的军事力量优势正在减少，集体防御的硬条件正在消失；

第三，虽然印日澳等国和台湾地区有意向自发合作，如安倍首相曾经推广所谓“价值观外交”，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对华态度不尽相同。日本近年来主动选择了一条中间摇摆路线，美国要求日本加强的军事合作绝非日本的避险选择，反而会将日本拖入中美冲突。澳大利亚在情感上属于五眼国家，但在经济利益上中国属于较难替代的贸易伙伴。印度属于民族主义驱动的反华（甚至可说是法西斯主义必然出现的对外扩张），但反华的前提是预判中国心有旁骛、在西线必须息事宁人。台湾地区当局则主动制造紧张局势以捞取政治资本，但本身未必希望台海爆发战争，前段时间严令禁止开第一枪就是事例。

第四，从地缘政治来看这些国家和地区相互支援非常困难，因此基本上都是机会主义者，只有在中国无暇顾及的时候才会出手滋事。前日印媒疯狂炒作两岸紧张局势就是抱有这种想法。中国如果保持克制、有限反击，它们很难自行把事情闹大

第五，区域外为“价值观外交”摇旗呐喊的国家，如近期的欧洲国家也是对华机会主义者，声称与台湾地区有天然历史认同感的捷克就是一例。

另一方面，“亚洲北约”存在几方面的利好。

第一，蓬佩奥等美国新保守派鼓吹中美脱钩，有人预计蓬佩奥会推动某种形式的美台建交，以此作为尼克松开启中美之路的回应，宣告中美接触政策彻底结束。

第二，当前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反华民意高涨，美印澳都出现了对中国企业的排外潮，台湾地区新冠疫情期间成为反华先锋，日本则是少数认为美国防疫比中国好的国家之一，民间反华情绪强烈。

第三，当前中国军力将起未起，在质和量上均存在缺陷，反华政客预期不会受到严重的安全威胁。由于中美发生贸易战，中美的贸易都有一部分流向其他国家，甚至还要争相与它们修好，因此部分机会主义者近期变得愈发大胆。

第四，欧洲国家在总体战略上必然站队美国，鼓舞了亚洲反华势力的士气。

可以看出这几方面的“利好”可能都是短期的，其核心还是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当前美国选情胶着，无论是特朗普政府内部还是拜登团队都存在多种声音；特朗普班子里存在着孤立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两种相反的外交主张，民主党方面也有主张集体防御的强硬派、反对新冷战的接触派和主张聚焦国内的不同意见。

随着美国国内政治变化，亚太各国被鼓动起来的反华氛围未必能够持续。当然，与其静待他国转变立场，中国也应积极巩固与邻国的外交关系，推动市场开放和区域一体化，用互利共赢的政策和多层次交流形成坚固的多轨道相互依赖。

面对日趋复杂的周边环境，尤其是台海、藏南两个冲突热点，笔者认为我国在关键时刻应保持战略定力，将反制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以团结大多数、至少争取中立为目标，对第三国对美妥协（如塞尔维亚、日美导弹防御合作）尽量克制。但在特朗普政府试图越线的主要方向，尤其是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应坚定立场，粉碎战争狂人通过军事冲突捞取政治资本的野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海外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