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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学堂:当前国际格局研判和中国的战略应对思考
发表时间:2020-09-23 18:34 来源:国际网
面对当前极具复杂、深度和广度的国际格局调整,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和挑战非常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是西方的合作伙伴。到了21世纪的第20个年头,国际形势变了,有些人有点不适应。对此,关键还是要调整好心态,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具体而言,我们要坚持“后发制人”、“对外开放”战略,这样,局部的战略调整带来的风险也是可控和可以接受的。

当前东海、台海和南海出现了“三海联动”情况,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和外交挑衅力度激增,印度受到中美大局的影响在中国西南边境也有一些危险动作,但中国北部和西部都还比较稳定,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是美国为首的海洋势力或者称为海洋国家试图打进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因此从俄罗斯北极地带、经靠近波罗的海的白俄罗斯、到黑海地区的乌克兰、再到中亚国家都会受到很大压力。欧洲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也在调整,欧盟和北约的重点仍然是俄罗斯,但对中国的牵制力度在近年来有所增强。因此,国际问题研究既要看到新冠疫情和美国大选的短期影响力,更不能忽视国际关系基本元素的长期作用。本文基于个人理论基础,对当前国际格局进行现实研判,并就中国的战略应对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一、关于国际格局转型

所谓国际格局转型,指的是国际关系力量结构的变化,并最终能达到一个稳定期。在这个转型期里,不同大国之间的关系都因为一些共同的或者双边的因素而发生竞争、甚至对抗。这决定了国际格局实现转型的长期性和危险性,对不同的国家来说,也存在着战略机遇或者战略风险,都是必须密切关注的。

第一,地缘政治竞争正在由大国“混合竞争”为主轴,转变为“中美竞争”为主轴,英国、欧洲、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所有大国、以及地区性组织比如东盟的政策,都会围着中美竞争的形式和发展趋势在发生转变,这种转型绝不是在一两年内就能够完成的,即使从2017年算起,它可能还需要5年到10年时间。

第二,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碎片化”趋势明显,世界贸易组织(WTO)在“美国优先”面前已经失去了基本维护自由贸易的功能,美国、中国、日本、欧盟(主要是德国和法国)、俄罗斯、印度等都会保持自身地位在国际贸易中的独立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发行、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等等也都体现出地区性和竞争性,而贸易冲突或者贸易战将会是未来的常态。这既和传统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不能互补有关,也和中印等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有关。

第三,美国把中国定位是战略竞争对手,从几年来的地区和国际形势发展状况看,中美战略竞争正在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事实,而且表现为国际格局中第一层次的竞争,而欧俄、美俄、中印、中日等等都是属于第二层次的竞争。国际社会“选边”的压力在加大,无论是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极限施压”政策,还是可能当选的“拜登政府”的对华“敲打锤子”政策,都会从主观到现实给很多国家带来“选边”压力,只是内容、表现形式和强度不同而已。

第四,数十年的东西方以“合作为主”的局面将转变为以“对抗为主”的局面,东西方合作应该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核心主线仍然是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再分配。“美国优先”、“英国脱欧”、美国“退群”皆为对市场竞争和资源流动表现不满的表现。

第五,全球治理面临重大挫折。除了经济治理外,安全治理、环境治理、发展治理等等,都因为西方国家的利益再分配思维而受到重大冲击。联合国作用被削弱、欧盟地位下降就是明显的例子,其他松散性的地区性组织就更不用说了,比如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等等,都需要重新定位。

二、关于对中国战略环境变化的认识

面对这样极具复杂、深度和广度的国际格局调整,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和挑战是非常大的,这点不容置疑。有些人非常忧虑,甚至非常害怕这样的转型,其实也毫不奇怪,因为这是中西方自鸦片战争交锋以来,中国第一次被当作西方的劲敌和战略竞争对手了。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长期是西方列强的瓜分对象,而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长期是西方的次要对手,而且因为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也长期是西方的合作伙伴。到了21世纪的第20个年头,我们发现国际形势彻底变了,有些人有点不适应。因此,关键还是要调整好心态,把握好节奏和力度。

第一,国际政治发展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何况大国里面,包括中国在内,有很多国家都希望在涉及自己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有所改变。可以这样说,现在世界上所有大国,没有一个对自己的外部环境感到满意的,没有一个国家认为自己的外部环境是最好的。因此,面对挑战,面对压力,不要感到意外,不要以为“天会塌下来”,也不要认为到处都是“狼”,心态要坦然。

第二,国际格局大调整都有其必然性,出现的战略困局和挑战也是必然的,关键是如何推动其朝有利于中国利益的方向发展。有调整,才会有利益结构的重置;有挑战,比如像两岸统一这样的涉及国家领土完整的难题才可能得到比较彻底地去解决。

第三,在关于国际格局转型的五点变化中,如果仔细、全面和客观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其中也酝酿着中国的战略机遇,比如在各国贸易独立性领域、世界经济结构性互补领域,中国都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表现在中美关系和大国博弈方面,的确也是纵横捭阖的大好时机。战略机遇和战略风险是并存的,也是相互转换的。

三、关于战略应对

一般来说,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都有比较好的稳定性和长期性,中国自改革开放至今40年来,这两个战略基本上没有大的转变,但小范围的节奏性调整是存在的。这次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是否需要根本性调整或者局部调整,这也需要看大国博弈的内容是否有本质变化,还要看博弈手段变化的趋势。

第一,我们过去常说,“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这句话至今都管用,不过有的人忘记了,只看到老问题,没看到新机会。由于当下的中美关系是大国关系演变的主轴,不少人忽视一些次要关系的作用。

比如,有人总担心东盟会在美国压力下可能会解体,或者“选边站队”,甚至倒向美国对付中国,却没有看到东盟的内聚力还是主要的,经济发展意识还是主流,中国东盟10+3的关系甚至比其他关系组还要稳定。也有人老担心印度会倒向美国,却忘记了印度也是二战后从英国殖民者手中独立起来的,它的国家安全和主权意识非常强,他们老把“战略自主”挂在嘴边,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为什么东盟反对中美在南海“打架”呢?其实制约的对象更多是美国。为什么印度在美印军事合作上的态度总是“扭扭捏捏”,因为它担心自己主权受到威胁,心里不舒服。在大国之间,国际战略环境是联动的,不是美国的战略环境好了,就一定是中国的恶化了。比如,日本的战略环境好吗?印度和俄罗斯的好吗?

第二,在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是核心,是关键。有人说,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现在美国政府要在经济上搞“中美脱钩”,这个“压舱石”的分量在下降,压不住了。其实,从历史和中美关系本质看,台湾问题才是中美关系稳定的真正“压舱石”,经贸摩擦、甚至“贸易战”打起来还是“文”的多,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打起来恐怕要来“硬”的。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为什么会有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为什么美国搞了“与台湾关系法”?为什么美国背地里对台湾搞了“六点承诺”?现在美国要在台湾问题上“切香肠”,搞了“台湾旅行法”不说,还想搞“台湾防卫法”,这对中美关系已经不仅仅是“伤筋动骨”的事情,而是“要命”的事情。因此,台湾问题出现“地动山摇”,也不意外。

第三,美国在台湾、南海、香港等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接连“挑衅”,特别是在“三海”对中国施加了强大的军事威慑,但实际上,美国在哪个问题上能迫使中国让步了?让中国屈服了?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反制力度在不断增强。相比于南海问题涉及更多地区国家来说,台湾问题基本上就是涉及中美两国,日本也可能在中美冲突时“敲边鼓”,但如果真的可能中美大战,日本新政府还是要“掂量轻重”的。台湾问题实际上就是中美问题,美国通过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要“切香肠”,中国也可以“切香肠”,但是,“香肠”这玩意一般都很小,台湾就那么大。美国派了卫生部长和副国务卿访台,解放军战机的“轰鸣声”就已经响彻台湾上空了。让特朗普政府在大选前再“切”几次看看,说不定先把蔡英文“切”没了。估计他也得“掂量”一下轻重得失,不然的话,可能反而是刺激败选的最后“稻草”。

经过三年多的真正较量,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气势已经出现了“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的现象,在总统大选来到之前,所有的“牌”都打出来了,而且有的打了一遍又一遍。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双边上特朗普政府“打牌”的结果,经济上“脱钩”最多也是中美经济“脱钩”,对双方都是损失,再看看其他大国,各有自己的“小九九”,欧盟就明确说,他们不想成为中美“竞技场”,而是要成为“棋手”,日本和印度又如何?现在美国想在台湾问题上“动脑筋”,派高级外交官访问台湾,这明明是“病急乱投医”,短期内搞点“小动作”对美国大选也可能有点效果,殊不知,稍微长远一点看,美国这样做反倒成了“台独分子”的“催命鬼”。其实,现在美国政府中的这帮极端强硬派暗中很着急,已经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了,因为他们还不想那么早地失去自己的“马前卒”,更不想弄巧成拙,打“台湾牌”成了败笔,负面影响大选选情!

总结来说,战略应对就是这样,你来我往很密集,你一动,我必动;你小动,我大动,既有稳定性,又有局部调整,“后发制人”思维一直是中国的战略优点。有人可能会问,战略风险呢?是的,战略上就需要“定风丹”,要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这样下来,局部的战略调整带来的风险也是可控和可以接受的。

(作者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南亚和印度洋研究中心主任,文章转自“国学观天下”)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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