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言论 > 研究成果 > 国际形势 > 正文
李巍:自由秩序的全球化开始出现危机
发表时间:2020-07-03 17:38 来源:国际网
西方世界的衰退,外加异质力量的崛起,导致自由主义秩序下的全球化出现危机。同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巨大冲击,进一步凸显全球化中的问题。对此,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化困境有两种表现形式,分别是国家主义的复兴和社会主义的复兴。它们能否解决全球化的困境,还是会带来新问题,存在疑问。

中评社北京6月30日电:6月28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巍在民智讲坛举办以《经济大脱钩与全球化的“哀歌”?》为题的讲座,分享了对当前疫情背景下全球化发展所遇困境的看法。他表示,自由秩序遇到西方世界衰退和异质力量崛起两大挑战,新冠疫情对全球化冲击巨大,暴露出种种问题,加剧经济大脱钩。

李巍表示,全球化是一场抹平国界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自由化。全球化有多种维度,比如商品的全球化、生产的全球化、技术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以及人员的全球化。他认为,全球化经过了航海时代、工业时代、金融时代和信息时代四个阶段,最高层次的全球化是人员的全球化,人员全球化是超越其他经济要素全球化而处于更高阶的全球化,今天全球化所遭遇的很多问题和困境,其实与人员的全球化密切相关。

李巍认为,最新一轮信息时代的全球化有更深、更广的影响,主要有三大动力。第一是交通运输成本的大幅降低,趋近于零,第二是通信便捷,通信成本也趋近于零,第三是二战以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和平,这种和平状态是全球化发展非常重要的政治基础。最新一轮全球化的基本的特征是生产网络的全球化、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跨国信息网络和全球精英社会的形成,从而形成了一个悬浮在底层民众上的全球经济体系,以达沃斯论坛为例,它是和底层的民众是脱节的,包括利益的脱节和思想的脱节,所以是悬浮在底层民众之上,这也是当前民粹力量驱动反全球化思潮兴起的重要原因。

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意味着在政治领域或全球治理层面需要有相应的秩序,而这种秩序是建立在自由主义者对全球化的正面希冀之上。自由主义者希望全球化能够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很多根本性的问题,后来被证明为有点乌托邦。比如自由主义者认为全球化能够带来持续的快速的经济增长,因为更深入的全球的贸易和分工网络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前所未有的提高;自由主义者希望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各个国家能实现制度的趋同,消灭基于身份认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扩散,促使全球社会要遵守同样的规则体系;自由主义者希望全球化能够克服无政府状态,大量国际制度的出现,会进行比较良性的全球治理,所以自由主义者期望WTO能够成为世界的商务部,世界银行能成为世界财政部,IMF成为世界央行,WHO成为世界卫生部,IEA成为世界能源部;自由主义者还希望全球化带来永久的世界和平,希望欧洲成为世界的和平的绿洲,进而将欧洲模式推广全球。自由主义者给全球化赋予了太多正面的期待。

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和自由秩序双双达到发展高潮,这种高潮基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计划经济和极权体制的崩溃,第二,美国模式扩张和克林顿繁荣,第三,欧洲一体化发展和欧元的诞生,第四,东亚模式的神话和日本泡沫,第五是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经济奇迹。卡尔·波兰尼的作品中构建了一个非常简洁的文字模型,展示了三股力量的互动。他认为市场的力量是以效率为基础,通过非人格化的交易的扩大,把效率的逻辑推到极致;社会领域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与人基于社会关系所形成的认同。市场的逻辑和社会的逻辑天然会发生对撞,这就是一种双重运动,国家的逻辑强调要保障国家的安全,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所以有时候要牺牲效率的逻辑。国家需要管理市场和社会的双向运动,当市场扩张到极致对社会构成伤害,社会就会反弹,社会力量的反弹降低了市场预期的效率的时候,国家就要通过自由化改革来释放市场的力量。

李巍认为,全球化在今天出现了三大困境。第一大困境是经济的分化,进而带来社会结构的分化,具体表现为阶级分化、产业分化、地域分化、国别分化。第二大困境是身份政治中“我们是谁”的问题,身份政治逐渐压倒利益政治,大家更关心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是谁?我们的认同是什么?世界政治中出现了全球认同的衰退和集团认同的反弹,对国家、族群、地域、文化的反弹。第三大困境是治理困境,表现为国家的失败。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无力应对贸易、商品、资本、人员的全球化,它们的国家治理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三大困境之下自由主义秩序之下全球化也开始出现危机。第一是西方世界的衰退。全球化是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的精英世界所领导,今天西方世界领导全球化的能力出现了大幅度的衰退。美国方面表现为一是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的是过度金融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异化以及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软实力”的弱化。二是今天的特朗普革命,是对美国的社会危机、价值危机以及领导危机的做出一种决策或者进一步的强化。社会危机体现在美国阶级结构的变化,美国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但是今天美国正在呈现一场阶级斗争,再加上种族矛盾,两个问题共同加剧了美国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美国的价值危机表现为越来越多美国人开始喜欢社会主义,美国领导危机表现在美国不愿意担任全球的领导者,出现连续“退群”行为。欧洲方面表现为一是欧洲的债务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福利国家的危机,福利国家是对自由主义的调试,但债务危机表明福利国家并非一劳永逸的药方。三是英国脱欧,体现欧盟制度模式危机。而作为西方世界三大力量之一的日本长期的停滞,经济基本仅以1%左右速度在增长。西方世界的衰退最重要的警报就是美国的高等收入陷阱,意为国家的整体经济仍然增长但中位数家庭的收入不增长,在美国先富的人并没有带动后面的人富强。

对此,李巍认为问题根源在于自由市场经济与大众民主体制不太匹配。

西方的自由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被认为是西方灯塔的两个“灯”,但这两个“灯”发出光的颜色是不一样的,而且是互斥的。自由市场经济总体上来说是一种对抗性的经济形式,在政治上需要一种共识性的精英政治为基础,欧美当年运行的良好的自由市场经济,有赖于建立在中产阶级基础之上的精英共和体制。中国和新加坡自由市场经济也相对比较成功,因为这是建立在开明的强人政治基础上。如今,共识性精英政治转向对立性的民粹政治。信息时代,精英无法垄断信息,阶级分化,利益冲突加剧,底层民众积极参与政治。民粹政治应对市场经济痛苦的两种方式,第一种在国内要求财富的再分配,建立福利体系,美国民主党就是强调用这种方式应对市场经济的痛苦;第二种,在国际层面就是反全球化,实行贸易保护,特朗普的共和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应对市场经济的。

自由秩序的第二个危机就是异质力量的崛起。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导致了全球经济体系中制度竞争开始出现。中国的经济体体系、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发展都被认为是一种异质性力量的崛起。作为一种巨大的政治力量冲击既有的国际政治体系,所导致的大国政治后果必然是权力政治的回归。大国政治的悲剧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大国地缘政治力量的回归超越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成为压倒性的力量。另一方面,文明的冲突兴起,身份政治凸显,体现为两股力量,一个是伊斯兰力量的复兴,另外一个是中华文明在市场经济面前体现出非常适应的一面,具有强大的韧性。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巨大冲击,进一步凸显全球化中的一些问题。一是全球领导的危机。美国毫不负责,不愿承担领导成本,中国看起来也不太自信,对国际社会的批评总体上显得不太从容,而要当领导,一定是要挨骂的,世界上没有不挨骂的领导,因此中国从心态上来讲,恐怕还难以承担全球领导角色。二是全球治理的危机。全球治理机制瘫痪,各个国家“自扫门前雪”,没有公共机制来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也没有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第三是全球生产网络的危机,体现为在岸生产和近岸生产将在后疫情时代成为主流。第四是全球贸易的危机。为了维护本国利益,一些国家筑起关税贸易壁垒,世界贸易组织无法正常运转,疫情严重导致航线阻隔。第五是社会治理的危机,即排外主义进一步发酵和蔓延。

李巍认为目前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化困境的方式有两种表现形式,分别是国家主义的复兴和社会主义的复兴。国家主义的复兴体现为特朗普经济学和特朗普政治学,经济上对内实行自由,对外构筑贸易壁垒,政治上体现为强人政治,制度退出和打压对手。社会主义复兴的内核是追求平等、反对特权、反对自由竞争,表现为桑德斯现象,福利国家的扩张。但这两种方式能否解决全球化的困境,还是会带来更多新的问题,可能还存在很大的疑问。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文章转自中评社2020-06-30)

责任编辑:王宇
分享到: 
4.55K
频道编辑
  1. 国际网
  2. 网址:
    WWW.CFISNET.COM
  3. 邮箱:
    cfis_abnet@126.com
  4. 电话(传真):
    010-56317675 (56317500)
  5.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河南路14旁1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