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正趋向于全面展开。作为守成国，美国十分担心日益崛起的中国将不断挑战和破坏现行的国际秩序。作为崛起国，中国则在各种场合声称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要做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无意将现行国际秩序推倒重来；同时批驳称，国际秩序决非由美国一方来定义。

美方的担心和中方的辩驳的背后反映了一个国际关系理论问题，即崛起国能否在现有国际秩序内实现新旧国际秩序的转换。所谓国际秩序的转换在时间上有两层存在递进关系的含义：一是崛起国实现对守成国在实力上的赶超；二是崛起国与守成国完成国际秩序领导权的转换。

一、现行国际秩序下的中美实力竞争

在现行国际秩序下，崛起国与守成国实力越接近，崛起国受到的来自守成国的压力越大，守成国将利用现行秩序赋予其的各种优势来全力封堵崛起国的崛起之路。而崛起国一方面要利用现行秩序越来越小的空间来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要对现行秩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以拓展实力提升的空间。因此，完全不触及现行国际秩序而成功崛起是不可能的。崛起国必须对国际秩序进行改革，问题在于改革的程度有多大。

中国是在现行国际秩序下成功发展和正在崛起的国家。多年以来，美国奉行对华接触+防范政策，试图将中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几十年来，中美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以至于双方都很难以脱钩和隔离的方式进行权力竞争。未来十年，中国的综合国力要素将会继续平衡发展，并有望大体上与美国处于同一实力等级，但仍然弱于美国。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崛起困境效应将越来越强，即美国将对中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以防止中美实力继续接近。

从中美贸易战、美国对华为公司的打压以及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强力介入来看，美国将对中国进行全面封堵。鉴于美国认为中国最大的“威胁”是其高科技水平，美国采取了一种介于“接触”和“遏制”之间的政策，张宇燕将其命名为规锁（confine或confinement）。“规锁”的基本意思有两个：一是用一套新的国际规则来规范或限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进步；二是借此锁定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使中美维持一个恒定且尽可能大的科技差距。

近年来，美国采取三种方式来防止中美军事实力差距的缩小。一是，确保美国国防经费和武器装备的绝对领先地位。二是，维持并强化军事同盟关系。三是，美国以所谓的国际法规则为名限制中国海权的发展。另外，美国今后也可能采取类似的战略，试图将中国拖入某种军事竞赛（包括但不限于军备竞赛）。比如，美国可能迫使中国与其展开海洋战略竞争，将中国“锁在”海洋领土和权益争端以及海军装备竞赛当中。而美国是世界主导性海权强国，海洋和海军都是它的传统优势领域，中国与其展开激烈竞争很可能代价巨大而成效甚微。

二、现行国际秩序下的中美国际制度竞争

由于国际秩序是由一系列国际制度安排构成的，因此以领导权转移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转型就表现为国际制度的变化。根据国际制度内权力分配结构的不同，本文把国际制度分为权力分享型制度、权力占优型制度和权力独占型制度。

（一）中国无意挑起权力分享型制度内的领导权之争

权力分享型制度是指在该制度内大国之间的权力基本上平均分配，没有一个国家的权力（投票权或话语权）占据明显优势。崛起国将是权力分享型制度的维护者。

联合国是比较典型的权力分享型制度。在安理会内部，虽然美国可以联合某些国家形成数量上的投票优势，但这一投票优势都会被一国拥有的否决权所抵消。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现行国际秩序是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由国际社会共同确立的。中国政府的这一基本立场表明，中国对联合国中的领导权分配格局并无异议。

世界贸易组织是与联合国类似的权力分享型制度。中国对世贸组织以及自己在该组织中的地位是十分满意的，因此对于各类关于改革世贸组织的呼声和建议持谨慎态度，主张在不改变该组织基本原则、框架和功能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

（二）中国乐见本国在权力占优型制度内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

权力占优型制度是指在该制度内，有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的权力占据明显优势。崛起国对于权力占优型制度的改革动力较高。然而，守成国并不愿意看到这一点，因此将极力阻止崛起国领导权的增加。在某些制度内，守成国可能不情愿地允许崛起国的领导权有一定增加，但必须以不伤害自己的领导权优势为前提。崛起国乐见本国领导权的增加，同时也预见到，守成国所允许的改革是有上限的。而在另一些制度内，由于规则赋予守成国一些独占性的权力或优势，崛起国没有任何增加制度性权力的可能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是典型的权力占优型制度。经过艰难谈判，IMF在2010年通过了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中国的投票权由第六位升至第三位。中国政府对这一改革方案表示欢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2010年改革方案反映了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将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IMF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有利于增强IMF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但中方也明白，这类制度的改革上限是不能危及美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优势。不是说中国的经济实力达到甚至超过美国，美国就会拱手将领导权让出的。美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优势是固化在这两个组织的章程当中的，后来者没有办法以非和平的方式改变这一“非中性”制度。

（三）中国另建国际制度将形成中美制度间竞争

对于美国据有制度性话语权优势的国际制度，中国可以采取“平行”策略，即一方面在旧制度内寻求权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建立由自己主导的新国际制度。成立新制度意味着新旧制度就形成了制度间竞争和制度制衡。

亚投行是中国执行制度间竞争战略的典型案例。亚投行采取开放包容原则既有经济上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考虑。经济上的考虑是帮助中国避免低效的融资实践。政治上的考虑是吸引美国主导的旧制度的成员积极加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旧制度的合法性和吸引力，同时增强新制度的合法性和吸引力。

尽管受到中国的邀请，但美国拒绝参加和支持亚投行。美国并非一概反对别国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组织。比如，美国不反对并加入了由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和由欧盟国家主导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因为美国知道，日本、欧盟可以帮助美国巩固其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四）中国反对美国的权力独占型制度

权力独占型制度是指守成国排斥崛起国加入该制度。美国建立的双多边军事同盟以及美国一度倡导后又退出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PP）都属于这类制度。由于权力独占型制度通常是守成国用来向崛起国施加直接或间接压力的工具，因此崛起国对这类制度持反对态度，通常也倡导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这样一来，两类制度安排就会形成竞争。

中国倡导的多边安全合作与双边伙伴关系网络与美国坚持的同盟秩序具有本质差别。中国对美国的同盟安全政策非常不满。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发言人经常称美国坚持军事同盟是冷战思维，将其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相提并论。从近中期来看，中国倡导的多边安全合作与双边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抵消美国安全等级秩序带来的安全压力的手段之一；从长期来看，它们可能是中国倡导的某种安全合作秩序的核心要素。

三、结论

中美关系是典型的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中美战略竞争不仅是权力竞争，也是国际秩序领导权之争。近年来，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缩小，中国获得国际秩序领导权的能力和信心在增加，而美国维持国际秩序领导权的能力和信心在缩小，这是西方世界很多精英人士认为“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已经遭遇危机并将在未来遭遇更大危机的原因。

今后中美的权力竞争和秩序领导权之争将相互交织、相互激荡。在全球治理和安全合作领域中，中国坚定地做现行秩序的维护者与改革者，不主张对现行秩序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显示出中国高超的政治智慧。未来，域内的权力竞争和制度竞争将迅速展开。现行国际秩序在多大程度上被改革、是否会分裂成两个秩序，都将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文章摘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