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印度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印度经济增速已连续六个季度放缓，自2018年4—6月的8%一路下跌至2019年7—9月的4.5%。

具体数据表现为，“三驾马车”动力不足。2019年7—9月，私人消费增长5.1%，明显低于去年同期的9.8%；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投资增长）仅1%，明显低于去年同期11.8％；商品出口连续3个月萎缩，4—10月商品出口同比下降2.21%。此外，三大产业也表现不佳。7—9月，印度农林渔业增长2.1%，低于去年同期的4.9%；10月，8个核心工业部门产出萎缩5.8%，其中煤炭、原油、电力分别下降17.6%、5.1%和12.4%；7—9月，制造业萎缩1%，而去年同期增速为6.9%；10月，印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9.2，连续第二个月收缩（低于50即位于收缩区间）。与此同时，失业率再创新高，2019年10月失业率攀升至8.5%，为三年来最高。其中，城市失业率为8.9%，农村失业率为8.3%。

印度经济增长接连下挫，直接原因在于受到多重冲击。2016年11月，印度突然宣布废除占现金交易额86%的500卢比和1000卢比纸币，沉重打击货币信用，对房地产、零售、棉花、珠宝、旅游等行业及占经济活动比重较大的非正规经济部门负面影响持续；2017年6月，印度又仓促实施商品和服务税，个别行业税率不降反升且征税体系较为复杂、新旧税制衔接不畅，导致中小企业利润下降、大量工人遭解雇，同时推高了政府税收压力。

2018年9月，印度基础设施租赁和金融服务有限公司(IL&FS)因无法偿付相关债务触发系列违约和评级下调，影子银行危机正式爆发。之后，印度大型住房金融公司德万住房金融有限公司（DHFL）也因无法及时偿还债务陷入危机，央行已于2019年11月启动其破产程序。为应对危机，影子银行不得不出售资产，大幅削减贷款。印度民众购房购车、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汽车生产企业依靠影子银行满足其资金需求，其流动性不足限制对外放贷，进而导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下降，汽车和房地产等行业陷入危机。

比印度经济增速放缓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放缓并非一时之事，其经济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善。究其原因，究其原因，一是印度经济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面对经济困局，尽管国内对推进经济改革的呼声较高，执政的印人党政府却面临诸多掣肘。印人党虽然占议会下院多数，但是其母体组织“国民志愿团”历来主张保护国内中小生产者和农民利益，反对激进自由化经济改革。鉴于该组织对印人党2014、2019两次大选两度胜选居功至伟，印人党在推动《土地法》等结构性改革上面临巨大内部压力。

二是财政赤字压力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印本财年中央政府财政赤字目标为3.3%，本财年前7个月（4-10月）财政赤字额已占全年赤字目标额102.4%。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预计印本财年财政赤字将占GDP3.7%。印度政府原计划未来5年向基建投入1.4万亿美元，以拉动经济，但财赤压力将限制印度政府投入大规模基建能力。

三是印度政府采取的单一刺激经济政策效果有限。印度经济基本盘已受冲击，多个经济指标均不乐观，消费、投资和商品出口增长放缓，商业信心低迷，影子银行危机更使经济运行雪上加霜。在此情势下，政府采取单一刺激政策，实在难以标本兼治，效果十分有限。譬如金融业坏账问题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央行虽多次降息却难促增长；印度政府对企业减税政策亦因商业信心低迷大打折扣，并再次推高财政赤字压力。

四是印度制造业作为印度经济的短板，始终是印度经济发展的长期掣肘因素。制造业大发展需要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密切结合，而印度《土地法》导致征地不仅难度大，且极为拖沓费时；《劳工法》则对劳动力保护过度，劳动力虽廉价但素质不高；银行坏账也限制了信贷增长。上述情况若不改变，将持续掣肘印度制造业发展。

此外，印度政府上一任期多位经济学家离职，连任后核心经济岗位缺少经济学家专业班底，导致政府出台“救市组合拳”能力受到限制。

毫无疑问，印度经济增长放缓将影响其对外经贸政策。一方面，印度在对外经贸谈判中将更多呈现出强硬姿态。在印度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政府将会更为强调维护眼前经济利益，对外经贸谈判立场趋于强硬，尤其是考虑国内数量庞大的农民及中小业者利益而难在农产品进口、降低关税等问题上让步。印度总理莫迪11月4日表示，因印度关切未能解决，不会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美印经贸谈判复杂性也有所上升。另一方面，印度对外双边经贸合作的诉求也在增多，印度政府希望借助外部资金、技术拉动经济增长，尤其是通过“印度制造”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供新增长动能。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现代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