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中俄元首决定将两国关系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并非同盟关系，但就伙伴外交来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层次，我认为在某些方面已经具有了“同盟外交”的特点。那么，中国是否有必要将之调整为同盟关系？这取决于三点：结盟是否利大于弊，同盟外交是否与中国的战略文化相吻合，俄罗斯的立场。

结盟利弊分析：假如中俄真的结盟，俄罗斯不大可能让中国主导同盟的军事与安全事务，却可能导致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关系从竞争走向整体对抗，从而严重影响中国与欧美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人文、教育、科技交流，并波及中国与欧美国家的盟友与密切伙伴国的合作。

中俄合作对中国的主要价值是：在中亚地区就某些重大议题进行战略协作，以减少来自欧美国家的压力；获得某些军事装备、军事技术与空天技术，缩小与欧美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差距；进一步多元化油气、矿产、林木、畜牧产品与农产品等的供应来源；为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服务（智能手机、电子商务、机电产品、轻工产品）开拓市场。

俄罗斯经济总量不大，与中国的互补性有限，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高，这决定了俄罗斯很难成为中国主要经贸合作对象国，经济合作的热度很难达到政治合作的程度。“政热经温”是过去20年中俄关系的集中概括，这种状况还将持续相当长时间。

战略文化分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推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与若干国家建立了特殊关系，70年代则调整为“一条线”“一大片”，80年代初期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确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90年代初开始致力于推行伙伴外交。这些调整中的关键环节是从“一边倒”走向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这种调整的现实原因是，中国认识到需要依据国际形势变化与自身利益适时调整外交政策，同盟外交对中国弊大于利。

从战略文化的角度看，同盟外交也与中国“不兼容”。结盟体现了基督教欧洲的战略文化。随着欧洲势力的全球扩展，结盟变成了国际政治中的突出现象。而结盟在中国主要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汉武帝推行儒家伦理，中国虽然仍有分分合合，但整体上处于华夷秩序主导者的地位。历代王朝本着“礼治天下”的理念处理内外关系，外交方略是“怀柔远人”。这种理念与方略在近代以前是有效的，并被周边国家所接受乃至模仿。近代以来中国被迫适应欧洲人主导的国际体系，在“以夷制夷”无效后于20世纪上半叶也采取了同盟外交方略，因为这一时期难有其他选择。同盟方略在二战前是有效的。但在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把自己的外交政策与一国相捆绑的效果并不理想。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则从确立开始一直奉行到今天。伙伴外交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为止中国已经与79个国家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依然奉行伙伴外交。

伙伴外交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深层原因在于，它打通了现实外交需要与传统天下治理理念之间的脉络，中国实行伙伴外交远比同盟外交更为得心应手。因此，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固然有条件自主选择外交方略，也有必要继续坚持伙伴外交。伙伴外交并不妨碍中国与特定国家的关系在某些方面具有“同盟意味”。

俄罗斯视角：俄罗斯的自身定位是“欧洲国家”，虽然奉行“双头鹰外交”，但外交重心依然在西方，“东方外交”对其价值有限；俄罗斯领导人反复表示无意与中国结盟，从联邦到地方在处理对华关系时还是抱有一定防范心理，典型表现为限制边境地区对华经济、文化、基础设施联通等多方面的合作。腐败、行政低效、劳工酗酒等问题也进一步限制了双边合作。俄罗斯也担心与中国结盟会影响到与西方的整体关系。

总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与伙伴外交既是不结盟外交理念在中国的体现，更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体现，它既能为世界所接受，也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具有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它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契合，推动中国梦的实现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俄双方都缺乏结盟的意愿，结盟对中国弊大于利。中俄合作进一步提升的潜力主要集中在几个领域且空间有限。因此，中国宜保持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不宜将之调整为同盟关系。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