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中国学者在谈到诸如菲律宾、越南与美国互动，斯里兰卡与印度的关系，印度之于“印太战略”和“一带一路”立场等周边问题时，惯用“平衡”一词加以概述。这不禁让人疑惑，基于“平衡术”的分析，能普遍解释周边国家涉华外交行为吗？

近一段时间来，从南亚到东南亚、东北亚，“平衡”的分析框架就像一把万能钥匙，被学者用于解释几乎所有周边国家的涉华对外决策之中。譬如，多数分析认为，东盟国家如菲律宾、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正在中美竞争之间寻找“平衡点”；印度对美国“印太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立场、越南加强与美军事安全合作、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强化对美军事同盟关系，以及南亚小国如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尼泊尔在提升与中国合作的同时，始终保持与印度的优先外交关系，日、澳在中美贸易战中保持“不选边站”立场等等，都被视为是“平衡术”造就的结果。

不难看出，这种基于“平衡”逻辑的分析，至少包含了四个层面的前提假设：一是中国实力的增长使得地区权力对比逐渐向中国转移，而中国也渐渐成为现存地区秩序的挑战者。二是中美正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展开覆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零和”竞争，两国利益诉求互不相容。三是倘若周边国家在中美全面竞争之中，在某个领域“偏袒”任何一方，都可能招致另一方的“报复”，进而遭受经济、外交、安全利益上的损失。四是与中美保持“同等”的外交关系，避免向任何一方“倾斜”，可以有效保证各国的利益最大化。

事实上，“平衡”的分析框架不仅无法透视各国外交决策的背后逻辑，更容易将观察者的视角引向误区。

误区一：把周边国家涉华外交决策“简单化”处理。一方面，不同行为体的平衡策略逻辑存在天壤之别。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意在防止任何一个大国控制本地区，以维持其“中心地位”。日、澳两国则既希望美能持续维持地区经济和安全秩序主导地位，又把中国视为不可或缺的经贸合作伙伴。另一方面，部分国家的涉华决策本身并非基于“平衡术”。如，印度是以提升自身地区影响力作为优先外交选项，越、菲等南中国海争端国，则是希望美国能压制中国，均非以“平衡术”作为决策原则。

误区二：政治与经济混为一谈，忽略了两者在本地区的分化现象。政治上的矛盾和竞争并非意味着经济上的对立；而经济上的合作也绝非意味着政治安全议题上冲突的缓和或消除，这在东亚地区尤为明显。中国与菲、日、澳、新等国虽建立了紧密、不可分割的经贸关系，但对美军事同盟（合作）始终是这些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

误区三：假定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都是“零和游戏”，忽视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合作性”。很明显，中美对于提升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打击恐怖主义和海盗、维护海上通道安全、核武扩散等领域，显然存在广泛而持久的共同利益。

误区四：认为“平衡术”总是有效，低估了大国强硬措施的影响。美推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并提出“印太战略”，试图在经济和外交、安全领域打造对抗性“阵营”。地区各国不仅很难在中美之间维持理想中的平衡，即便勉强维持平衡状态，也是在“走钢丝”，极难确保利益不受损。譬如，越虽有意在中美贸易战之中寻求平衡，但也难以幸免于美加征关税的约束。

价值观念、政治文化等差异或许能对国家外交政策构成影响，但从国际实践经验看，基于国家利益的理性主义假设，依然是分析国家决策行为最为有效的方法。纵观中国周边国家的涉华对外政策，大体都是基于追求各自利益诉求的务实主义原则，具体可分三类：

第一类：追求经济利益优先的“全方位”外交。如泰、柬、缅、斯等后发国家，普遍坚持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合作为优先的外交政策。这些国家不以中美大国竞争作为其外交决策的背景，而是将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扩大出口市场作为其外交工作目标。换言之，这些国家并非是在中国与美、印、日等大国之间寻求平衡，而是以经济上的务实主义、利己主义为准绳，推行“全方位”开放的外交，与各大经济体都保持密切合作。

第二类：“倚美制中”的“连横”外交。“大国平衡”是东盟自冷战结束，保持了近30年的外交传统。但在东盟国家眼中，随着中国地区影响力的增长，平衡日益被打破。因而，东盟虽一直致力于在“10+X”框架下提升对华安全合作，但出于“中国威胁论”的心理，其战略重点却日益倾向于“拉美制华”，渐渐强调美国对于平衡影响力日增的中国的重要性。特别是越、菲、马等南中国海争端国，尤为重视“倚美制中”来助其谋取海上主张和利益诉求最大化。

第三类：追求大国影响力的“独立”外交。日、澳虽以对美同盟作为其安全战略的基础，但同时又逐渐开始追求自身独立的大国外交。印度自来便有成为有声有色大国，和主导南亚地区秩序的战略雄心。日、澳、印在安全和经济上虽都有求于美国，但他们同时又把自己视为与中美一样的大国竞争游戏的参与者，且都倾向于把力量日益增长、彰显的中国视为竞争对手。

（作者为中国南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