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中国外交部确认，阿富汗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主任巴拉达尔一行访问了中国，与中方就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打击恐怖主义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在阿富汗和平进程进入新阶段后的关键时刻，中方进一步建设性介入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和平进程迈入关键期

阿富汗和平进程中最主要的一对矛盾是美国与塔利班之间的对抗。以2018年9月美国政府任命哈利勒扎德为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并推动与塔利班直接对话为标志，阿富汗和平进程进入了新阶段。美塔6月29日开始举行第七轮谈判。哈利勒扎德表示，此轮谈判取得了实际进展。已举行的多轮谈判取得不小成绩，但美塔之间还存在关键性分歧有待突破。

美塔在共同确立的谈判框架下取得部分共识。双方已经共同确认谈判框架包括撤军、反恐、阿富汗内部对话和停火四大议题。在撤军问题上，双方均同意根据一定的时间表撤出外国军队，另据媒体报道，双方在具体时间表设定上的分歧正在逐步缩小。在反恐问题上，塔利班已经原则上同意美方关于阿领土不被用于针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诉求，公开表示不再为“基地”等恐怖组织提供庇护。在阿内部对话问题上，塔利班原则上不持反对意见，并参加了今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首次阿富汗内部对话，还有意派团参加原定于4月在多哈举行的阿富汗内部对话（已推迟）。在停火问题上，塔利班态度也有所变化，表示在外国撤军后不再寻求以军事手段夺取政权。

随着谈判的深入，美塔必须直面彼此间的根本矛盾，即对阿富汗问题的定性。塔利班视之为自身与美国之间的战争，因此认为外国在阿军事存在是问题的根源。对于塔利班而言，和平进程具有结束战争和建设和平两个阶段，前者是美塔之间的问题，后者是阿富汗内部的问题。美方则视阿富汗问题为如何结束一场“反恐战争”并维护战争成果的问题。所以，美塔和谈进程中存在深层次分歧：美方就四大问题寻求一揽子解决方案，而塔利班认为应首先解决撤军及与之相关的反恐问题。具体而言，在撤军问题上，美国希望设定周期为18个月的时间表，而塔利班要求外军在三至六个月内撤出。在阿内部对话问题上，美方从维护在阿富汗战后建立的政治体制出发，主张塔利班应与阿富汗现政府寻求和解，但塔利班认为阿富汗战争不是政府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冲突，自身也并非叛乱武装，从而拒绝承认阿富汗现政府并反对与之对话。在停火问题上，美方主张通过协商实现停火，塔利班则坚持认为外军撤出是实现停火的前提。今年4月，塔利班如故发动“春季攻势”，继续展现“用武力结束外国占领”的政治决心。

美塔谈判已有共识来之不易，而双方在谈判桌上桌下的较量也进入战略相持的最终阶段。巴拉达尔一行在此间公开访华的时机不可谓不特殊。

仍有诸多不确定性

阿富汗和平进程存在由多对矛盾组成的复杂结构，除了美塔矛盾，还有阿富汗内部、美国与阿现政府之间、大国及地区国家之间的多对矛盾交错。在此形势下，和平进程仍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但首要的还是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

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源自特朗普政府对阿富汗问题的“再认识”。今年2月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进一步宣示其阿富汗政策，明确寻求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未来将减少在阿驻军并专注于反恐。但这番论述只指明美对阿政策的目标，未给出实现路径。可见，特朗普政府的“再认识”仍未对两个基本问题给出明确答案：第一，美国期待以何种“成果”结束阿富汗战争。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本意是“破立并举”，推翻塔利班政权，同时建立西式民主体制，因此阿现行政治体制可谓是这场战争最大的政治成果。但现实是“破立相倚”，阿现行政治体制维系艰难，致使美方尤其是特朗普本人对阿富汗战后政治建设的兴趣愈发下降，对塔利班的态度从排斥逐渐转变为接纳和融入，甚至进一步演变为对等调适。据媒体报道，兰德公司在为美国政府设计的阿富汗和平协议草案中就提议在美撤军期间建立阿各派轮值的临时政府，通过修宪等方式对阿国内政治进行重新安排。可见，美方对所谓阿富汗内部对话仍有许多模糊空间，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对此仅一语略过。特朗普政府如何看待阿富汗战争的政治成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塔利班重塑阿政治体制和权力格局，仍具有不确定性。第二，美国如何持续“专注”反恐。当前美在阿军事存在的依据是美阿《双边安全协议》，但特朗普政府对阿富汗政治未来尚缺乏远见，在阿持续“专注”反恐难免遭遇政治保障不足、军事支撑不够的前景。对此，美国参议院已借推动中东政策修正案反对从阿富汗撤军，声称要防止恐怖势力在当地坐大。但其实，特朗普政府通过2017年底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表明，大国竞争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特朗普政府在阿富汗“专注”反恐是否真心实意，对此恐怕还有必要打上几个问号。由此可见，即便在美塔之间貌似分歧最小的撤军与反恐议题上，美国政策仍存在不确定性。

与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密切相关的是阿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当前阿主流政治人物及派别都不同程度地受益于现行政治体制，面对由美塔和谈主导和平进程的现实，为自身的政治前途计，也怀揣各自的担忧和盘算，从而在对待现行政治体制和接纳塔利班融入主流政治两大问题上生发出错综复杂的矛盾。阿新一届总统选举拟定于9月举行，各派人马分化、重组形成多个竞选团队，加紧展开争夺，对目前流传的所谓临时政府方案的态度也出现微妙分化。这与美国不确定性的政策、塔利班异常强硬的立场相互作用、影响，将进一步增大美塔和谈结果的不确定性。

同时，和平进程还面临国际共识的不确定性。巴基斯坦、伊朗、卡塔尔、俄罗斯等国对和平进程具有重要影响力，印度、沙特、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亦纷纷寻求发挥作用，阿富汗成为联动地区与国际局势的“轴承”。美俄关系在全球层面持续僵化，美国在中东与南亚对特定国家或打或拉的政策，与这些地区内在的地缘矛盾相交织，使得和平进程不仅成为美塔之间的较量，更是相关各国之间的斗法。

美塔和谈在种种不确定性中谋求破局，自然引来相关各方的密切关注，同时考验着各方的政治意志。巴拉达尔一行在此间公开访华的意义不可谓不特殊。

中国的作用与美国的责任

巴拉达尔一行公开访华的特殊时机和意义，彰显了中方在阿富汗和平进程中的特殊作用——在种种不确定性中发挥确定性力量的作用。这源自中方在和平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历史地看，中国不是阿富汗问题的直接相关方，中阿自建交以来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双边关系，中方在阿富汗问题上始终秉持公正立场。现实地看，阿富汗的和平对中国有着重要意义。地缘上，阿富汗是中国的邻国，和平稳定的阿富汗对于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宁、特别是深化反恐斗争具有重大意义。经济上，阿富汗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伙伴，深化开放互利的经济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正因如此，中国对阿富汗从未有、也不谋取特殊利益，只寻求做大做实两国的共同利益，这也是中方始终在阿富汗问题上秉持公正立场并受到阿富汗国内各方普遍赞赏的根本点所在。中方充分运用这种政治优势，化政治道义为政治作用，不仅从中阿双边层面发挥作用，还推动中阿巴、中美俄、“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等多边协调机制，发挥了独特的建设性作用。

美国对阿富汗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性责任。美撤军符合阿结束战争、建设和平的大势，但这不应成为美向地区国家推卸责任的借口。正视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历史，美方理应持续有效地履行对阿富汗及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责任，虽然也理应获得包括中方在内的国际协助，但“美国优先”“一撤了之”绝不是负责任的大国行为。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研究人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