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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中国经济二元性和美国不自信
发表时间:2019-06-06 17:58 来源:国际网
中美贸易战的背后是中国经济二元结构,以及美国在对华认知上的自信与不自信的二元结构反射。尽管当前有必要减少贸易战对中美关系和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但从中长期来说,贸易战也让这种二元性的内在问题受到关注,以及进一步凸显加快改革步伐的必要性。如果利用得好,对中国来说是完全有可能将贸易战转化为促使中国经济升级,和完善与美国以外的国家间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良压”。

5月10日,美国宣布将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税率从10%提高到25%,并说如果贸易谈判没有进展,将会对剩余的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25%关税。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紧急状态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对此,中国立即表示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尽管双方同意继续谈判,但中美贸易战的前景似乎还很不透明。

中美贸易战的背后是中国经济二元结构,以及美国在对华认知上的自信与不自信的二元结构反射。尽管当前有必要减少贸易战对中美关系和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但从中长期来说,贸易战也让这种二元性的内在问题受到关注,以及进一步凸显加快改革步伐的必要性。如果利用得好,对中国来说是完全有可能将贸易战转化为促使中国经济升级,和完善与美国以外的国家间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良压”。

中美经济摩擦现在被笼统地称为“贸易战”,似乎给人一种中美的问题就是贸易不平衡和关税摩擦的感觉。然而,仔细分析会发现,美国要的是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和高技术领域上的让步,获取美国对于中国贸易顺差的容忍,而不是为了减少贸易赤字。根本性的问题在于中国制造业二元性,以及美国发动贸易战背后的自信和不自信的二元性的对华认知。

二元性的一个方面是大部分中国制造业仍然处于附加值比较低的价值链,比较容易找到替代的进口来源国。换句话说,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尚未达到制造业强国的基本面,这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根本信心来源。特朗普一直说,在中美贸易战,中国损失比美国大,所以是值得的。这个表态肯定存在夸大成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19年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贸易战后,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增幅并没有太大变化,相反中国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下降。这说明美国增加关税的成本,很大部分实际上是由中国企业承担。由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有70%属于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出口,美国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替代,因此美国消费者还没有真正感觉到痛(当然长期下去情况可能会变化)。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消费者出国购物或上网购买外国商品热情高,例如前段时间在日本出现的中国游客“爆买”现象,产品从电饭煲到马桶盖不一而足。

这说明了中国的制造业还不能满足富起来的中国消费者对于更高品质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出口中的很大部分仍然以中低端为主。因此,中国政府提出今后改革重点就是要解决供给侧的问题,这非常准确地判断了中国经济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不是说中国没有内需,而是高质量的供应跟不上;而传统的中低端生产的惯性和惰性,仍然寄希望于出口到美国等市场。

中国制造业二元性的第二个方面,是中国已经在一些高精尖科技领域达到世界顶级水平。以华为等企业为代表,这些高科技领域包括数据、网络、人工智能、大飞机等,而美国认为这些高技术已经开始对美国的技术霸权构成严重挑战。从去年开始,美国通过《国防授权法》开始系统性地阻止中国的高科技进一步发展。例如围绕5G技术的应用,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不仅要求本国,也要求盟国排斥使用中国技术。

实际上,美国对于中国的很多指责,并不是建立在客观的证据基础上,这也是为什么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一方面要附和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又让成员国自行判断是否使用中国技术。而德国、英国等并没有采取完全排斥中国技术的政策。美国用传统关税制裁手段来对中国高科技发展进行限制的做法,反过来说,体现了其自身对于可能失去高技术领域垄断地位的深刻不安与不自信。

把贸易战转化为“良压”

事实上,上述二元结构早在特朗普执政之前,中国就已经非常明确地看到。不少分析人士担心贸易战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大幅度减速,但中国经济减速并非贸易战开始后才有的,而中国领导层对此可以说早就有明确和准确的认识。

在2015年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指出:“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确实同国际金融危机这一外因的影响有直接关系,但内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因就是我们正面对着深刻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由于目前的问题主要不是周期性的,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我国经济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我们要做打持久战的准备,敢于经历痛苦的磨难,适当提高换挡降速容忍度,先筑底、后回升。要正视困难、明确方向、坚定信心、共同努力,强化体制动力和内生活力……”习近平还要求调整经济结构,彻底放弃原来的旧思维和方式方法再现高增长。

首先,中国的改革方向和决心主要源于内因,这本身同贸易战没有直接的关系,是中国本身要求更好更高质量发展和生活的必然结果,现在贸易战只不过让这种“内压”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而已。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高速发展,的确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主要是中国抓住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和发达国家转移低附加值产业的机遇,迅速成为“世界工厂”、第一制造业大国。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内部的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的现象表面化,政治民粹主义和经济保护主义抬头,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不再宽容,中国产品的传统出口市场正在缩小。

同时,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其他后发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进一步压迫中国出口的利润空间。再加上生活水平提高的中国民众对于原来的以资源消耗、环境牺牲为代价的增长方式感到不满意,意味着中国经济受到内外夹击、腹背受敌的压力和挑战。

这种压力主要是内生的,正因为这种内压的紧迫性,中国政府提出制造业强国的目标和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目的主要在于推动中国制造业中大量中低端部门的加快转型,但这需要一些领头的行业和企业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很遗憾的是,这在美国被解读为和美国争夺技术霸权,甚至全球霸权,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说就又多了一个证据。然而,中国的侧重点在于解决中国经济二元性中的大部分问题,仍然处于中低端的结构性矛盾,而美国的侧重点放在了中国在少数高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双方存在认知上的鸿沟。

第二,美国之外的世界对于美国单方面对华采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制裁做法同样感到担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单方面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生产链的混乱,打乱企业正常的生产计划。美国对英国脱欧喝彩,要求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已经重新修订《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日本的双边经济谈判也可能出现美国对日本汽车征收新关税或实施数量限制的措施。美国这种脱离多边主义、倾向双边主义的做法,和大多数国家的想法背道而驰。事实上,美国这些单方面的措施违背世界贸易组织原则,从中长期来看,实际上是在破坏战后美国自己主导的多边经济治理框架。

从中国来说,一方面必须同美国继续谈判,短期内争取减少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必须考虑强化与美国以外世界的互动,例如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甚至必须考虑在时机相对成熟的时候与日本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对接,实现亚太自贸区的雏形,在此基础上建立促成美国改变做法,回归多边主义的外部压力,最终将美国也包容到地区和全球自由贸易机制之中。

除了经济领域外,美国退出伊朗核协定,并且用美元优势和司法的长臂管辖,威胁其他国家停止与伊朗的正常经济往来。目前,中国已经表示将会继续购买伊朗的石油,欧盟国家正在建立不以美元结算的新支付机制来维持这个协定。同样,美国以外的世界必须展示在没有美国领导下也能继续合作。

(作者为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文章转自联合早报)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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