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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继武:中国对外战略沟通中文化心理思维的负面效应
发表时间:2019-03-18 17:26 来源:国际网
作为中国外交的特色,中国文化心理的特质有助于推动对外关系的进展,与此同时,它也可能对于战略沟通效果产生负面影响。有效总结自身的思维方式的经验,同时跳出“自我中心主义”的禁锢,多从对方认知的角度,有助于化解文化心理差异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促进中国对外战略沟通取得更好的效果。

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外战略沟通,既有关于中国和平意图的对外信号表达,也有在领土、政治经济争端中的信息传递。2018年以来,中美经贸摩擦在特朗普政府的挑动下不断升级,中美为此展开了七次战略沟通与协商。战略沟通包括信息的有效与正确传递,意图的准确表达和领会,以及谈判或战略互动中的战略决心信号表达等。影响战略沟通效果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国家实力、国内政治、领导人的智慧和外交艺术等等。作为中国外交的特色,中国文化心理的特质有助于推动对外关系的进展,与此同时,它也可能对于战略沟通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其一,在争端领域,将争议问题搁置,形成似乎双方都默认的共识。比如,中印领土争端初期时,特意避免提及领土的分歧;中日建交过程中,避谈钓鱼岛等争端;南海问题初期搁置争议。这种战略考虑的理由包括重视大局观,即当时最为重要的大局是建立外交关系,双边关系的和谐与稳定;也有理性的考虑,即当时尚未出现成熟解决的条件,对于边界等问题的不熟悉,也缺乏相关实力基础。这种搁置的思维,来源于中国文化为了和谐掩盖分歧和问题的做法,同时也是由于能力和实力不足,但导致了后续的矛盾和斗争爆发。

其二,在处理双边问题以及危机管控时,重在问题定性,而不是技术细节。一方面,在处理对美关系时,特别看重双边关系中的性质定位,比如中美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位,一直试图让美方接受中国的定位提议,而不是优先考虑双方合作的具体原则、规范。另方面,在处理危机管控时,中国重视对于美国战略行为性质的判定,比如根据葛晓伟(Peter Gries)的研究,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中国谴责美国的侦查行为,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对中国利益的侵害。美方则强调技术和细节解释,即因为中方飞行员的“干扰追踪”和“挑衅”等导致撞机事件。

其三,在打开外交僵局时借重私人关系的做法。比如,在中美解冻时期,中国为了向美国表达解冻与合作的信息,邀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夫妇访华,并进行系列的有意的活动安排,试图让美方理解中国的信息。又如,在与特朗普接触时,试图通过其家里人入手,从家庭身边的成员发展关系,建立较为便捷的私人渠道。再如,对于领导人的首脑外交期待很高,想通过领导人的双边交往,解决双边关系发展中的核心利益矛盾,将中国的合作意图以及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合作与稳定的重要性告知对方,对双边关系起到稳定与关键性的导航作用。

中国外交在战略沟通过程中体现出上述中国文化心理特点,这些特点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短期内促进了双方合作,建立外交关系、维护大局,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奠定了良好外部环境,但在一些情境中,双方的理解和预期有较大差异,加上现实战略竞争与利益冲突加剧,沟通效果则受到一定限制。比如搁置与“隐形的”共识,虽然顾全了大局,短时期内促进了双方关系发展,但随后不久其负面效果显现,比如对方单方面突破现状,对方心理上也反感,中印、中日和南海争端均有表现。而且,特定时期也会形成一些错误的预期,比如对于领导人首脑外交作用的高估,对于搁置负面作用的估计不足,对于负面双边关系定位的过度消极悲观等。

总之,文化心理的特点会影响到中国外交中的战略沟通的问题诊断、手段与方法的选择,以及最后的沟通效果。有效总结自身的思维方式的经验,同时跳出“自我中心主义”的禁锢,多从对方认知的角度,有助于化解文化心理差异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促进中国对外战略沟通取得更好的效果,亦即澄清意图,防止误判,加深理解,促进共识,形成合作。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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