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德国总理默克尔一再表明要继续干满本届政府总理任期，但柏林政界还是有圈内人士向笔者预测，总理一职的交接会提前到来。刚刚过去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默克尔总理一反往常顺势而为、沉稳平实的话风，慷慨激昂地谈论世界格局和德国外交，甚至还酣畅淋漓地和美国副总统针锋相对，被德国电视二台称为“反特朗普阵营的船头女神”。给人的感觉是，默克尔已开始为总理职务交接做准备，在最后阶段系统陈述和安排她的德国外交政策。

在近期与德国人士的交流中，不少观察者告诉笔者，默克尔总理的外交安全政策宣示，可以解读为德国在经历了近两年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博弈之后，开始形成自己独立的外交理念、政策和部署。德国外交正在进入新的阶段。笔者认为有三个方面值得进一步关注和观察。

“安全观”的新视角

与美国武力至上的“实力换和平”安全理念相对，默克尔提出了“相互关联的安全观”，为国际间多边合作增加了理念支撑。

尽管“相互关联的安全”这一广义的安全理念，十多年前就出现在德国政府文件中，但在国际平台上作为德国官方主张由总理系统提出，还是第一次。在默克尔看来，安全议题不全是军事问题，气候变化、难民和发展也是安全问题。这显然不同于美国传统上充满武力特色的“实力换和平”安全观。

德国这一理念有现实背景：冷战后盛行一时的军事干涉主义安全政策，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失败，武力没能给世界带来更多和平，却使更多的人流离失所，汇入越来越庞大的难民大军，成为世界很多地区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欧洲也深受其苦，这可能成为默克尔执政的最大外交负资产。实力不意味着普遍和平，美国做不到，欧洲就更做不到，但德国开始明白的是，不能再跟着美国去做做不到的事。

提出广义的安全观，也意味着德国和美国在外交的核心理念上发生了切割，所谓“道不同，难相谋”。但另一方面也为国际事务多边共商敞开了宽广的大门。比如在非洲发展议题上，默克尔认为只有消除贫困，才能保障非洲的安全、稳定和福祉，这样才能缓解持久困扰欧洲的难民问题。在这方面，默克尔称赞中国在非洲发展上做了很多工作，“欧洲和中国可以在非洲发展问题上相互学习好的做法”。

“价值观联盟”相对淡化

与以往欧洲政要竭力拉住美国固守“西方价值共同体”相对，默克尔近期提及“价值”一词比以往更少了，透出了务实外交的新气象。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政要曾全力以赴地去游说华盛顿，继续领导“西方价值观联盟”应对“西方制度的对手”，劝导特朗普政府在贸易和军费等问题上不要打压自己人。欧洲的努力没能改变华盛顿，却深刻地改变了自己：深度转向民族主义的美国靠不住了，“欧洲人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失望之余，柏林曾经出现过“以价值观为线在东西方各国间重新划分阵营”的学说，甚至要把美俄中等排除在外，像是要另立门户。但那个“多边价值观联盟”的提出忽视了一个简单的前提：德国有能力带头在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之外建立联盟吗？外交是很具体实在的利益和道义选择，根本上是利益权衡。在慕尼黑，默克尔没有把时间奢侈地花在价值观问题上，而是当着美国的面驳斥美国的要求，并以此清晰地例数德国在“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与俄合作、伊核协议、中东动荡等外交问题上的利益点。包括在对待中国5G技术问题上，德国也表态不会遵照美国的要求来，一切以我为主。

可以看出，德国在美国面前变得成熟和独立了，也开始要求美国倾听欧洲的要求。人类的善恶标准岂能以东西地域和浸透偏见的意识形态取舍，执意为之，要么是作茧自缚，要么自欺欺人。

对华政策更趋务实

最后，与欧美一些意识形态人士声称中国是“西方制度对手”“中国威胁论”相对，默克尔如今能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和角色。

随着中国国际贡献度和影响力越来越大，歪曲和误解中国的言论不断出现，各种“中国扩张论”和威胁论也不断翻新版本，本年度慕安会报告就称，“与俄罗斯相比，中国无疑是更重要的长期挑战”。有德国媒体甚至称，特朗普干的只有一件是好事，就是遏制中国。就连德国外长也曾一度称中国不属于西方“多边价值观联盟”。

应该说，从默克尔近期的发言看其保持了冷静的头脑，既看到中德关系较以往变得多元复杂，“比以前困难”的一面；又从理解的角度客观分析问题，扩大合作共识点。比如，与歪曲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不同，默克尔认为中国在非洲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中德可以开展制度性合作。与“中国制度威胁论”不同，默克尔认为现行国际治理体系改革缓慢，致使中国另辟蹊径，“若世界银行早就改革，就可能不会出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因此应改革现行国际治理机构，让中国在“体制内”发挥相应作用。

当然，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评价和回应默克尔的上述对华政策或态度，但可以比较清楚观察到的是，默克尔应该是欧美国家现任领导人中访华次数最多，和中国领导人及各方面接触最广的一位，这使她有可能对中国有更深入的了解，做出比较客观理性的分析和决策。

默克尔没有附和那些充满敌意和遏制意图的“中国威胁论”，没有偏执于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理性客观的态度和务实进取的做法将进一步夯实中德关系的基础，对“后默克尔时代”这仍将是珍贵的外交财富。

或许，很难笼统断言默克尔对华友好或不友好，一个国家领导人优先考虑本国利益也属天经地义。但在动荡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冷静客观地看待中德关系，无疑符合两国各自和共同的利益，也是对稳定国际秩序做出的贡献。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学者，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