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鼓声愈演愈烈的时候，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无嗣者凯末尔将军走到了他人生的终点。在临死之前，这位久历风暴、洞察世事的历史巨人以无比慎重的口气，正告他的继承者：

“土耳其身处众矢之地，却国力有限，切不宜推动大国政策招惹强敌。另外，新的战争很可能要爆发了，历史上，英国人从来没有输过战争，在下一次战争中，我不希望土耳其成为英国的敌人。”

凯末尔一生经历过无数的巨大地缘变故：奥斯曼土耳其青年党政变、意大利与土耳其的利比亚战争、第一次、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色佛尔条约，洛桑条约，可谓洞察世事。他不仅仅在军事上摧毁了西方联军的多次大规模入侵，而且在外交上利用英法苏之间的矛盾，巧妙分化瓦解对手，从而成功地保全了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堪称不折不扣的大军事家与外交家，他的见识远远超过土耳其社会的理解范畴。

凯末尔的外交观

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教训，凯末尔意识到，土耳其民族的实力非常有限，不可能支撑起奥斯曼鼎盛时期的世界秩序，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对于土耳其是一种危害而非助益。所以，在他眼里，两种当时土耳其社会痴迷的意识形态很可能成为土耳其国家利益在外交上的潜在风险：

第一个是土耳其奥斯曼哈里发领袖伊斯兰世界的外交传统，在凯末尔看来，这种传统不但不会使土耳其共和国变得强大，反而会使土耳其民族在不涉及自身实际利益的问题上承受过多的经济、军事和外交代价，从而危及土耳其的国家利益。

第二个则是土耳其青年党鼓吹的泛突厥主义，即这些人认为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应该涵盖包括中国新疆、中亚和西伯利亚在内的广阔亚洲地区。凯末尔则认为“外突厥”不应该是土耳其的关注对象，对中亚突厥民族的过分关注，并不能为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带来真正的实际好处，却只会带来强国的敌视。而这也是凯末尔与曾经的青年党战友恩维尔帕夏决裂的原因。

因此，凯末尔外交政策的本质是一种保守现实的外交政策，即土耳其只注重土耳其民族本身的经济、国防和外交问题，对遥远的伊斯兰世界和泛突厥世界问题则不需要关心。凯末尔对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采取了极其严厉地双重打压态度，其致力于创造一个仅限于土耳其本身的现代民族国家概念（兰道，雅各 M.《泛突厥主义：从民族统一到合作》），这与恩维尔帕夏鼓吹的泛伊斯兰、泛突厥土耳其有着本质不同。

凯末尔大元帅与恩维尔帕夏代表了土耳其国内的两种国家认同，进而决定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

后凯末尔土耳其外交观的转变

不过，在凯末尔注重自身实际利益政策的荫庇下，随着土耳其逐渐发展成为伊斯兰和突厥世界经济、军事实力的佼佼者，土耳其社会的地缘雄心逐渐膨胀起来了，再加上历史上土耳其称霸欧亚之辉煌的国家记忆，土耳其社会逐渐厌弃了凯末尔式保守审慎的外交政策，转而被恩维尔帕夏泛伊斯兰、泛突厥式政策所吸引。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泛突厥政策和泛伊斯兰政策式的主张，都能够有效提升政客的民意支持率。

苏联解体之后，当时的土耳其总统厄扎尔公开表示“土耳其的利益区囊括了从亚得里亚海到长城的广阔区域”，这实际上恩维尔帕夏极力鼓吹之泛突厥联盟的继承，而非凯末尔之小亚细亚土耳其。只不过，当时的厄扎尔依然还坚持凯末尔的亲西方政策。

然而，到了埃尔多安当政之后，这位土耳其领袖不仅仅支持本国的泛突厥主张，同时对国内伊斯兰主张的迎合也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一改土耳其过去的亲美外交政策，开始在中东问题上与以色列、埃及及土耳其最关键的盟友美国发生了严重冲突。

埃尔多安的土耳其政府不仅仅积极支持巴勒斯坦，而且还为巴勒斯坦人运输援助，助其抵抗以色列。正面的冲突发生在2009年，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上，当时还是土耳其总理的埃尔多安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就巴以冲突问题发生激烈争执，埃尔多安不仅对佩雷斯发怒，而且当场离开辩论现场，以示抗议，要知道，即便是厄扎尔担任土耳其总理时期，土耳其依然秉持着通过亲近以色列来确保美土关系友好的政策（厄扎尔认为“以色列是土耳其制定中东政策时的一扇窗户，这扇窗户必须一直开着”）

到了2013年，埃及军人塞西在美国支持下推翻泛伊斯兰主义政客穆尔西之后，埃尔多安公开称“政变”为暴君的背叛，这实际上是对美国的严厉谴责。

而且，在此期间，埃尔多安还高调支持了叙利亚突厥民族、高加索突厥民族、中亚和中国突厥民族的叛乱，公开将所有突厥民族聚居区视为土耳其的国家利益。

外交转变的实质：从凯末尔到埃尔多安

事实上，埃尔多安式外交转变的根本在于，土耳其政府的外交政策逐渐从服务于土耳其本身的国家利益，转变为迎合民意并提升政客自身的民意支持率。

凯末尔肯定可以意识到，土耳其国家本身在遥远的缅甸若开邦、中国新疆、中亚地区，以及复杂纷繁的巴以冲突和车臣问题上根本就没有实际利益。土耳其没有必要在这些问题上充当领头羊，消耗自己宝贵的战略、经济和外交资源。所以，凯末尔严格限制了土耳其的外交范畴，使其视野始终局限于周边自身现实利益问题上，在凯末尔及其继承者眼里，耶路撒冷的归属对土耳其的国家利益毫无影响，这决定了当时的土耳其在巴勒斯坦阿以冲突中采取了极其冷漠的态度——这就是基于国家利益的典型现实外交政策。

但埃尔多安不同，虽然土耳其国家本身在缅甸、新疆、中亚等地毫无实际利益可言，但他依然要以土耳其领袖的身份站出来，对缅甸、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显示自己展现自己赤裸裸的攻击态度，并给予这些国家的叛乱势力以实际支持。事实上，土耳其本身不可能从这些行动中收获任何真实的利益，反而在国际上造就了一批对其心怀反感的国家。

同样，即便中东时局按照埃尔多安的设想走下去，即巴勒斯坦真的打败了以色列，穆尔西真的击败了塞西，伊斯兰武装统一了利比亚，土耳其本身什么也不会得到，反而会进一步恶化土耳其与美国至关重要的双边互信。

那么，在国家利益毫无可得的情况下，埃尔多安的外交政策到底在追寻什么呢？

实际上，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埃尔多安外交政策的唯一基准，就在于提升自己的支持率。土耳其社会（特别是安纳托利亚内陆）是如此狂热地拥抱泛伊斯兰和泛突厥主义，以至于任何追随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政策都能获得民众的认可，进而提升政客本身的支持率，并巩固其权力。实际上，埃尔多安能够取得今天近乎独裁的权力，其不仅仅依靠了良好的经济大周期，而且也离不开其不惜一切代价迎合民意的外交政策。

当他将年迈的以色列总统扔在达沃斯会场时，他就成为了土耳其伊斯兰信徒心里的英雄；当他以保护叙利亚土库曼武装的名义，打下俄罗斯军机时，他就升华为土耳其民族主义心中百年不遇的英雄。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埃尔多安带领的土耳其先后开罪了美国、以色列、埃及、沙特、俄罗斯、中国、缅甸、印度、欧盟等几乎所有国家，但却使埃尔多安本身的支持率暴涨。

这就是埃尔多安，在他的外交政策中，他唯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支持率，他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权力。这其中的政治逻辑其实并不新鲜，就像19世纪的奥地利外交家胡布纳，在1857年写给奥皇的奏折中，对法皇拿破仑三世外交政策之精妙描述：“其（拿破仑三世）仅视外交为保障其统治、合法其权位、建立其王朝之工具。任何可维持其威望之政策，凡能够施行则必不放过。”

中国与埃尔多安交涉的风险

是以，与凯末尔不同，埃尔多安从来没有什么真正的长远战略，他的外交仅仅只是随民意氛围的转变和自身权力的需要进行调整。

就像事实所展现的那样，如果巴以没有冲突，土耳其国内没有仇以言论，那么埃尔多安并不排斥扮演一位亲以政客，但是，一旦巴以冲突加剧，土耳其国内出现对以色列的厌恶，那么埃尔多安就会化身为最坚决的反以英雄；同样，如果美国对反埃尔多安势力抱有亲近，那么埃尔多安也会毫不犹豫地表达对美国的敌意。因为这些迎合民意的外交举措，都可以巩固埃尔多安的权力。

因此，中国在与埃尔多安交涉过程中也存在着这样的风险，譬如一旦中国发生涉疆恐怖事件，引发土耳其国内的舆论浪潮，我们就不能保证埃尔多安能够为了中土关系而在舆论浪此前牺牲自身的政治利益。

从这个角度看，无论对于任何大国，埃尔多安的土耳其无都疑是一个需要提防的外交伙伴。

（作者为前情报分析师、群体政治研究者，文章转自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