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常常有很多的巧合，2018年9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进行第三轮力度最大的惩罚性关税措施。10年前的2008年9月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雷曼兄弟公司倒闭，2008年8月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这是标志着中国崛起的重要事件；而10年后的今天，“修昔底德陷阱”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话题之一。

有关中美贸易战的分析评论，可以说已汗牛充栋，由此衍生为关于美国是否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争论，则酣战不已。当读者被各种观点论据所困扰之时，冷静地做一些历史性的比较回顾，有助于拨开云雾看到本质。

10年前的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期，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是出口制造业、房地产等，中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尽管获得了很大的经济增长，然而环境、社会等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中国政府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理念，在经济上当时已经明确提出要转变发展模式，经济发展从重视量向质量并重的方向发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新的增长方式。据世界银行统计，1960年有100个左右国家被认定为中等收入国家，而之后50年仅有13个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10年前的美国则同样处于高速发展期，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不仅让美国自我确认了帝国认同，还让世界各国坚信生活在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里。由于对美国力量的深信不疑，各国大量购买被认为是安全资产的美国国债和金融机构的产品，一时间美国政府和金融机构“钱满为患”。这进一步刺激了以“次贷”为代表的金融产品的泛滥，融资成本低则带来了消费的扩大，美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前出现了经济很景气的情况，这将美国冷战后日益依靠金融产业，以及超前消费、低储蓄的发展模式推向了顶峰。

金融危机耽搁中美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

2008年初秋，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很快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这给予已经决心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中国带来了巨大压力。为了缓解突如其来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巨大冲击，中国在当年的11月初开始了4万亿元人民币、以大规模公共设施投资建设为支柱的刺激政策，很快中国经济出现V型的回弹。其中铁路公路机场建设达1万5000亿元人民币，这客观上刺激了钢材、建材以及铁，煤等产能的急速扩张。

现在美国批评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产能过剩、贸易赤字，并上升到政治和战略层面上，批评中国开始放弃韬光养晦，并把“一带一路”等看成是中国在外交上开始与美国争夺国际主导权的象征。

但是从中国来看，2008年以来的十年时间里，中国不仅是为了自身经济，也是为了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某种程度上是牺牲了结构性改革来拯救全球经济的努力，很多的结果是当时不得已的紧急措施的客观结果。贸易赤字、产能过剩等都不是中国追求的结果，把追求霸权的帽子戴到中国的头上，中国自然感到很不平。

再看美国方面，2008年10月奥巴马政府决定投入7000亿美元资金救助金融机构，并且大量增发国债，据报道中国在当月就购买美国国债700亿美元。从中国来说，中国在金融危机深重的危机关头，帮助美国渡过了难关，现在美国反过来批评中国，中国就更加感到不公平和委屈。

中美贸易战发生后，中国国内一时间发生了所谓的中美经济脱钩论，事实上十年前的经济危机后，“脱钩”就曾经风靡一时，即所谓的中国经济自立的问题。然而我们从结果上来看，过去十年产业链条，生产链的全球化进一步深化，中国经济受到美国的影响，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挫折

美国在危机后进行的金融机构救助非常及时，结果世界对于美国金融机构的信赖很快恢复。中国高科技方面购买美国技术，成本上比自主研发更划算，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美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转变。与此同时，美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基本没有实质性推进，金融危机让中美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势头受到耽搁。

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层执政以来，很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必须啃硬骨头，这不仅需要顶层设计，还需要借助国际压力。而中美两国共同进行结构性改革，相互促进共同进步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2013年后全力试图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原因。

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奥巴马政府任内最后一次，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提到了“要全力争取早日达成互利公赢的中美投资协定”，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明确信号。

对于中国来说，双边投资协定最大的意义在于借助“外力”来推动中国国内的改革，为新一轮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带来推动器。

首先从国内意义上说，中美双边投资条约犹如当年的“入世”谈判，是促进新一轮改革核心手段。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中国利用入世谈判来倒逼国内改革，通过国有企业转制上市办法，打破原有的国家包干的铁饭碗，历史性地实现了国企重组。正因为有了2001年入世前几年的努力，在为入世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带来了持续的动力，并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现在中国再次面临改革改不下去的困境，国有大型企业的确变大变强，但是既得利益让市场还难以成为决定性力量，而且过去模式的社会成本，例如环境污染，高能耗的弊端已经非常突出。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将会强有力地帮助新一轮的中国改革家，提供重要“外力”来推进依法治理经济，靠市场来调经济的发展模式转变。双边条约将给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美国市场高度竞争，不同于过去十年来，像中国主要进入的发展中国家市场那样容易，这有利于国有企业的现代化和增强竞争力，需要真正的管理人才上来才能担当重任。中国的国家目标是实现两个百年的“中国梦”，这就需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中美“入世”谈判基本上是一个美国提要求，中国讨价还价的单方面的过程，而此次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情况很不一样。

与此同时，中国向美国提要求，要求美国相应改革，这也是为美国提供改革的“外力”。如同“入世”谈判一样，美国反对投资协定的主要理由，是担心就业机会的流失，事实上就业机会流失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国际竞争力的相对下降，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用就业减少来反对投资协定，实际上是不想改革的意愿在作祟。

中国“入世”后，美国经济增长点主要依靠IT和金融业，而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方面进展并不大，对于美国来说，就需要彻底下决心改变过去那种依靠金融信贷拉动消费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对于美国来说同样面临改革的阻力，自己改革动力不足，既得利益在美国并不比中国小，投资协定是双方相互之间给予改革的动力和机会。

第二，从地区层面来看，投资协定将为美国进一步参与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便利。双边投资条约谈判成功的话，“一路一带”的项目美国企业就可以进入，亚投行参加也会变得容易，中国进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也会更加快。也就是说，目前被认为中美在地区经济治理上各搞一套的看法将会被颠覆，而是进一步走向融合。

第三，全球层面投资协定将有助于完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世界贸易组织为国际贸易提供了基本框架，然而在投资领域还不存在一个高覆盖型的机制。中美双边协定如果达成，将会有具法律约束力的规则来保证投资者的投资，会获得与本地投资者一样的待遇。这意味着世界上两大经济体同意允许投资者在法律诉讼时，可以通过具有约束性的国际仲裁来解决，而不是由当地法院或者政府来裁决，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然而很遗憾，由于奥巴马政府领导力不足以及之后总统选举中的民粹主义抬头，《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未果，之后中美就陷入了贸易战。从上述分析来看，中美经济关系作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作用升级不及时，是目前贸易战的重要原因，而本质是双方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势头滞怠，面对危机回到原点。中美“脱钩”不可能，最终需要建立相互激励同步改革的“共进”的关系。

（作者为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