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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当前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最好的战略机遇
发表时间:2018-10-11 18:23 来源:国际网
当前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最好的战略机遇,因为相比以往,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困难都是很小的,而中美实力差距又远远小于以前。现在最关键的,是中国应该怎样利用这个战略机遇。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经验是,只有不断扩大开放才能增强实力、提高国际地位。当前最紧迫的是扩大开放的原则要落地为具体的政策,每个领域要更开放,而不是更严控。

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国内学者对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有两种看法。有人认为中美关系转变是灾难性的,很可能滑入修昔底德陷阱;还有人认为,贸易战是正常的,这没什么大不了。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持后一种观点,他认为,当前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最好的战略机遇,关键是如何利用这个机遇。过去的40年,中国外交收获了哪些经验教训?中美贸易战持续升温,中国面临的外交局势究竟怎样?下一个十年,中国又该如何提升国际地位?带着这些问题,《南风窗》记者专访了阎学通教授。

40年大国外交

南风窗: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过去的40年,中国的许多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交领域也是这样。在这40年里,你印象最深的与中国外交相关的一件事是什么?

阎学通:从外交的角度来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它改变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外交遭遇了巨大的困境,中国面临着全世界的封锁。当时的情况有多严重呢?不光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中国,发展中国家也没有领导人来访问,就连跟中国关系特别好的坦桑尼亚原总统尼雷尔都不访问中国。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政治形象非常不好,可以说处于严重的孤立状态。

要扭转这样一种状态,可想而知中国政府面临的困难有多大。从外交环境来讲,比那时更困难的时期也就只有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50年代我太小,没什么记忆,但80年代末我是亲身经历的,印象就特别深刻。

中国政府改善国际环境,靠的就是1992年的南方谈话。讲话向全世界宣告,中国要继续改革开放,随后,具体的开放政策就铺天盖地地落实了。到1993年,中国的外交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从谁都不跟中国来往,到各国纷纷与中国改善双边关系。中国依靠扩大开放,打破了国际社会的封锁。

南风窗: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交以“引进来”为主。近些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外交“走出去”的动作越来越多,许多国家都有中国的投资项目。外交战略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阎学通:中国的对外开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以“引进来”为主,21世纪头10年就开始了“走出去”,当前是加大了“走出去”的力度,没有发生方向性变化。

中国外交“走出去”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实力的增长和利益拓展的需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我们没什么东西能“走出去”。那时中国更需要的是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到21世纪初,中国已经有了一些东西能够走出去,比如说中国的一些技术可以出口,一些服务也可以出口,随着技术和服务的出口,人员、资本等要素也就“走出去”了。“一带一路”倡议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走出去”的力度。

南风窗:中国在“走出去”的同时也遭遇了一些暂时的困难,比如巴基斯坦国内动荡的局势,比如马来西亚终止了与中国的铁路项目等。中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着哪些挑战?需要注意些什么?

阎学通:中国在“一带一路”方面遭遇的许多困难,是因为中国把重点放在了基础设施,特别是陆地交通的建设上,如果以企业投资为主就没有这样多的困难。

我认为,中国现在在海外建设基础设施,缺少国际关系专家参与的可行性研究。从国际关系角度讲,在一个国家无论建设多么大型的工厂,都不需要靠该国的主权来运营;但无论修建多么小的基础设施,其运营都离不开该国主权。这是两者的根本性区别。比如麦当劳到中国开连锁店,不需要有中国的国家主权,照样可以销售,消费者直接买产品就行了。而建造一个发电厂就不同了,电力输出必须靠电网,收费得靠电力公司,这些都是国有的,外国投资方掌控不了。

中国在海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必须考虑到:主权不在我们手里,在对方政府手里。对方政府的政权是会更迭的,新政府很可能不同意上届政府的政策,或者不同意按原先的协议来运行基础设施。政治因素是不可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海外的基础设施建设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

“一带一路”倡议之前,我们在海外投资也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没有这么大,就是因为当时主要投资是非基础设施项目。

最好的战略机遇

南风窗:除了资本和技术,有人还提议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可以“走出去”,供其他国家学习。但有的西方国家批评中国,说“中国模式”是在输出价值观。你认为中国应当怎样看待自己的发展模式?

阎学通:中国应强调,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一样都不适合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需要发明他们自己的模式才能成功。模仿中国模式和模仿美国模式一样,都是失败的可能性大于成功的可能性。

从宏观角度来讲,现在美国已经说,中美两国是模式之争。如果我们顺着这个说法,向海外大力推行中国的发展模式,带来的结果必然是跟美国进行发展模式竞争,继而升级为意识形态竞争,那么世界就将重新回到冷战。这种潜在的危险是非常需要警惕的。

具体而言,中国的模式只适合中国,就像美国的模式只适合美国一样。中国政府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中国能成功是因为走了“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模仿他国的模式,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建设的。同样的道理,别的国家模仿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很可能失败。

中国成功不成功,我们自己知道就行了。如果有谁愿意来中国来学习,我们不隐藏经验;但中国也没必要刻意到海外去介绍和推广发展模式,这样会产生负面作用。

南风窗: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和过去40年有很大的不同。乐观者认为,中国的实力越来越接近美国,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可悲观者说,目前是40年来形势最紧迫的时候,中美很可能滑入修昔底德陷阱。放在改革开放40年的大背景下看,你觉得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怎样的?

阎学通:我认为当前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最好的战略机遇。

特朗普破坏了美国领导的同盟体系,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得到了改善。2017年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特朗普不愿为盟国承担安全责任。在他上任前,美国是带着盟友一同防范中国;而现在,美国选择和中国单打独斗。从战略意义来讲,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比特朗普上台之前要好很多,甚至比“9·11事件”之后,中美在反恐领域展开合作时还要好一点。

仅从双边角度来讲,当前的中美关系确实不如奥巴马时期,也不如小布什时期,但还是比克林顿的第一任期要好,那时的台海危机、银河号事件让中美关系降到了冰点。况且,中国现在应对美国压力的物质力量比以前强得多,实力更强了,也就更能抵御冲击。

总之,与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越南战争、90年代的国际制裁相比,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困难都是很小的,而中美实力差距又远远小于以前。现在最关键的,是中国应该怎样利用这个战略机遇。

最紧迫的是扩大开放

南风窗:40年来的经验与教训,给了中国许多启示。你提到中国要利用好当前的战略机遇,那中国应该朝什么方向去努力?

阎学通: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经验是,只有不断扩大开放才能增强实力、提高国际地位。当前最紧迫的是扩大开放的原则要落地为具体的政策,每个领域要更开放,而不是更严控。

中央领导反复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但我的体会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制定的具体政策并没有起到进一步开放的作用,甚至有关门的趋势。以智库建设为例,智库与国外机构的交流并不是越来越容易,而是越来越困难,各种审批手续变得更复杂,更严格。个人生活中的很多领域也在收紧,而不是更开放,这些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南风窗:从原理上来讲,为什么说扩大开放能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阎学通:原理是这样的,开放能解决中国改革的方向问题。打开国门,到国际上去比较,我们就能看到世界上有先进,有落后。我们不一定能完全明白导致先进和落后的原理,但通过比较,我们至少可以照猫画虎地去学:既然看见了这个先进,那我们就向它学习;既然知道了这个落后,我们就避免跟它一样。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最重要的经验,中国在各个领域不断地开放,可以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经验,避免走其他国家走过的弯路。

反之,如果中国关起门来搞改革,那改革成功的概率就会小很多。不了解国际上先进的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一项改革的方向是正确还是错误呢?靠主观想象制定的政策很可能不符合客观实际,如果政策调整的方向不对,那就不能叫改革了,而叫倒退,因为它是朝一个错误的方向在变化。

开放可以让中国的改革朝正确的方向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首先要打开门看,看了才知道往哪个方向改。连看都不看,不比较先进和落后,坐在屋子里自己想,正确率是很低的。先去看成功者是怎么做的,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国情改进,虽然这样做也可能有失误,但失误率会低得多。

南风窗:有人担心,如果中国扩大开放,要承担一些风险。

阎学通:在开放的问题上,一个国家的确需要考虑自身国力。这是就为什么一些中小国家在开放时非常谨慎,担心别的国家比自己能力强,一旦打开大门、自由竞争,别人的产品涌进来,自己的民族工业就不行了。弱者有这个考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强者有这个考虑就很奇怪了。美国为什么关税很低?因为它经济能力很强,在竞争中有优势,所以它不需要关税的保护,而是利用自由竞争更有效地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我们在跟大多数国家开展贸易活动时,都是更强的一方,应该有一个比别的国家更开放的姿态,而不是自我保护的姿态。

中国现在存在着一些现象,让人不太好理解。比如说,我们国家基本上不生产奢侈品,但是我们又对奢侈品进口征收很高的关税。这能保护什么生产能力呢?保护一个自己不生产的商品,这样的保护起不到促进崛起的作用。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些政策,明显不是从国家大局的角度来考虑,而是从部门利益出发。看起来对进口奢侈品征收高额关税增加了税收,但实际上这对综合国力的增长起到了负面作用。

南风窗:你前面提到,当前中国扩大开放的相关政策还不够。

阎学通:扩大开放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中国今天面临的困难远不如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期。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中国继续搞改革开放,下场就会和苏联一样。在那样的背景下能作出继续开放的决定,没有远见卓识是做不到的。

如今,没有人还会质疑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已有改革开放的大原则,还缺少更多具体的政策。举个简单的例子,国家规定每个老百姓每年都有5万美元的购汇额度,可是真要把这5万美元汇到国外是很困难的。银行制定了各种政策,都在阻碍人们去使用这5万美元的额度。其他一些领域也是这样,遇到的困难都是非常具体的。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各项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扎扎实实地落地了,这是中国今天最需要的。

南风窗:你是否认为当下的中国又到了一个迫切需要扩大开放的时刻?

阎学通:的确如此。与20世纪90年代初有点类似,中国又到了一个迫切需要开放的时期。在90年代初,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快速扭转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状态;今天的情况是,如果我们能够尽快扩大开放,中国的崛起会迅速上升一个台阶。

某种程度来讲,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过去40年,我们就是靠着不断的开放和改革取得了今天一系列的成就。

(阎学通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文章转自观察者)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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