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澳大利亚政坛再次上演“宫斗剧”，自由党党首、总理特恩布尔遭遇党内“逼宫”黯然下台，国库部长莫里森当选新党首，继而出任澳大利亚第30任总理，此为澳大利亚十年来产生的第六任总理。在国内政治乱斗的同时，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地区环境，作为中等强国的澳大利亚“心有余而力不足”，疲态尽显，与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关系的波折不断。

西方民主世界的“政变之都”

澳大利亚实行西式民主制度，议会实行两院制，每三年举行一次联邦大选，赢得众议院多数者为执政党或组成执政联盟，其党首出任总理。历史上，澳大利亚政党轮替总体平稳，总理及其内阁一般会干满两个任期。但自2007年陆克文政府上台以来，澳总理频繁更迭，没有一任总理能完成一个任期，澳也因此被BBC揶揄为“西方民主世界的‘政变之都’”。2007年11月以来，澳大利亚依次经历了六届政府（陆克文、吉拉德、陆克文、阿博特、特恩布尔、莫里森），仅有一届政府是由于联邦大选更替，其他则是由于党内“政变”下台。澳大利亚近年来之所以内讧不断，原因在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澳大利亚社会愈发分裂，国内政治生态随之生变。

一是主要政党势均力敌。澳大利亚长期以来都是由工党与自由党—国家党联盟（简称“联盟党”）轮流执政。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工党和联盟党政策愈发趋同，均强调促增长、稳就业、保民生，只是在政策推进方式上稍有区别，因而大选中很难有政党在众议院占据绝对优势。即便成为执政党，其施政也容易受到反对党或小党派掣肘，总理连任更是难上加难。

二是小党派异军突起。在选民利益多元、主要政党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小党派往往成为关键平衡力量。2010年工党政府的连任主要依靠与绿党结盟，2016年澳大利亚新成立的民粹政党“单一民族党”“谢诺峰团队”等在大选拉锯战中成为主要政党竞相拉拢的对象。最终，联盟党虽以仅多出1席的微弱优势赢得连任，但需要平衡的力量进一步增多，致其政策摇摆，公信力下降。

三是执政党党内分歧增大。在执政党党外受制于反对党和小党派的同时，“党内有派”更平添了政府的施政难度。议员出于选举考虑，首先考虑的是所在选区的民意，而非政党政策。在执政党党首所代表的派别不能反映议员所在选区的民意且执政党支持率持续低迷的形势下，议员会选择倒戈，进而导致党内政变，总理换人。

以此次政变为例，刚刚下台的特恩布尔被普遍视为自由党温和派代表，而前总理阿博特则为保守派代表。在2015年9月的政变中，特恩布尔即是以执政联盟民调支持率连续30次落后于在野党工党为由挑战时任党首阿博特上位。此后，特恩布尔虽然执政，但政策主张多受到以阿博特为代表的保守派制约。此轮“逼宫”则正值联盟党支持率已经连续38次落后于工党之时，保守派新晋代表、内政部长达顿遂发起对特恩布尔党首之位的挑战，终致后者辞职、下台。

外交平衡术失灵

澳大利亚与中国经济互补性强，2009年以来中国一直都是澳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目的地。即便是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际，以中国庞大的资源需求为支撑，澳大利亚经济迄今也已连续增长26年，澳国内也因此普遍认为“澳大利亚之所以‘幸运’全靠中国”。

澳美同盟则为澳大利亚两党共识，长期被视为澳外交与防务的基石。中美友好无疑最符合澳利益，澳可以同时享受中国的经济机遇与美国的安全保障。但伴随美国“亚太再平衡”，澳大利亚长期奉行的外交平衡术开始失灵，澳首次面临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为其战略盟友（美国）竞争对手的状况。在美国高调“重返”的过程中，澳大利亚主动或被动地被绑上了美国的“战车”，近年不断巩固并深化自身的“南锚”地位，不惜以牺牲中澳友好为代价。

2009年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中首次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认为中国崛起挑战了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进而威胁到了澳大利亚的安全基石。此后，美澳安全合作不断深化，澳动作频频，如：在澳北部的达尔文轮驻美国海军陆战队，开放北部、西部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以配合美牵制中国的军事部署；强调“印太”战略，“美日印澳”四国同盟提议呈复燃之势，企图对中国构成围堵；在南海问题上“公开叫板”中国，军机巡航南海，呼吁中国遵守“南海仲裁”，指责中国在地区的“胁迫性”行为；等等。自2008年开始，澳大利亚还不断收紧其外资审查政策，针对中国投资的意图明显，并屡屡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挠中企进军澳资源、农业、基础设施等领域。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公然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宣布将直面中国的“经济入侵”。澳大利亚虽对“不靠谱”的美国总统多有微词，但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澳“选边”倾向也日趋明朗化，甚至“引领”了新一波“恐华潮”。2017年6月起，澳大利亚媒体开始大肆渲染中国对澳的“政治干预与渗透”，从中国留学生到商人、从华人华侨到对华友好的澳政界人士、学者，无不成为攻击的目标。澳甚至以中国为“靶子”推动国内修订反外国干预法。对“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在南太的援助等，澳大利亚也毫不掩饰其战略猜忌，频频发声指责。8月23日，澳总理易人的前一天，澳政府还宣布禁止华为参与其国内5G网络建设，澳也因此成为世界上首个明确禁止华为向其提供5G设备的国家。

中澳友好依旧可期

出于对国际力量格局新变化的战略焦虑，澳大利亚短期内更多表现为唯美国马首是瞻，以“有色眼镜”、冷战思维看待中国，中澳关系急速趋冷。但基于对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属性的充分认知以及澳经济发展的紧迫性，在新形势下亦应看到澳谋求战略自主的尝试与努力。

作为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在对外交往中明显表现出两大特征：双边层面“抱大腿”，即依附于强国，二战前为“母国”英国，二战后则转为盟友美国，以保障其国家安全；多边层面“抱团”，即维护多边秩序、重视多边合作，以为其经济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并通过创造性发挥中等强国影响力，提升其国际地位。然而，当前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外交所长期立足的基础正在悄然生变。特朗普治下，美国一方面要求盟友及其地区伙伴分摊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又频频“退群”，不断挑战开放发展的大势。此外，在全球保护主义强势抬头、多边体系为基础的世界市场开放体系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对于外向型经济体的澳大利亚而言，“发展”俨然已成其国家“最大的安全”，更是各政党执政的要务。

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国内谋求战略自主的呼声日增。澳大利亚战略思想家休·怀特长期呼吁澳应做好权力转移的准备，“眼光应超越澳美同盟，必要时‘集结’亚洲中等国家共同说服美国与中国分享权力，并谨慎考虑对美支持力度”。伴随中美竞争加剧，澳大利亚对美亦日渐展示出其独立的一面，新版外交白皮书中公然表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不可靠”，强调要加紧与日本、东盟等地区国家“抱团”，以免被美“抛弃”；在南海等问题上，与美保持一定距离，以免过度刺激中国；对美退出多边机制、实行贸易保护等，澳也多有指摘。

尽管一年多来中澳关系波折不断，但令人欣慰的是，澳国内近期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反思其对华政策。罗伊国际研究所最新民调显示，高达82%的澳民众认为“中国更多的是经济伙伴而非军事威胁”；澳商界人士则一直呼吁政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使澳成为“重塑全球经济的主动参与者而非旁观者”；澳主流媒体也开始理性认识“澳大利亚的经济命运靠的是中国，而非美国”，“澳政府需要制定清晰的对华政策，不要让‘分歧和疏远’被默认为澳对华官方战略”。今年5月以来，澳政府已明显表现出对华政策回调迹象，包括外长、总理在内的澳高层均公开对华“释放善意”，并表示“随时准备在今年中方方便的时候访华”。

澳政府虽有更替，但新总理莫里森与特恩布尔同属自由党温和派，二人执政理念相近。为迎战即将到来的联邦大选，莫里森的紧要任务显然不在外交，但对华政策纠偏的思路料将呈现一定延续性。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杂志2018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