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澳大利亚政坛再次上演“宫斗剧”，自由党党首、总理特恩布尔遭遇党内“逼宫”黯然下台，而就在总理易人的最后一刻，澳大利亚政府突然宣布禁止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中兴参与其国内5G建设，澳大利亚也因之成为世界上首个明确禁止华为向其提供5G设备的国家，阻止华为入澳则成为特恩布尔政府留给中澳关系的“最后遗产”。在对此表示惋惜甚至失望之余，回溯澳近年来的外资政策，澳大利亚的这一决定又尽在意料之中。

近年澳外资政策的“中国特色”

澳大利亚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其经济发展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外国投资史，其外资政策也屡屡在开放与限制之间徘徊。2008年，以出台专门针对国企的外资审查为标志，澳大利亚外资政策进入新一轮调整期，外资审查日趋严格，并逐渐由投资主体向投资领域蔓延，农业、住宅地产、基础设施等均成为投资敏感部门。

值得注意的是，此轮外资政策收紧的过程几乎与中国在澳投资推进同步，显示出很强的针对性。如，2008年中铝增持力拓股份后，澳随即出台政策，要求所有国企对澳投资(无论金额大小)都需接受审查；2012年矿业繁荣消退后，中国对澳农业、住宅地产等领域的投资激增，“为应对这一快速变化的外资环境”，澳进行了40多年来最大外资政策改革，重点加强以上领域的监管；2015年中国企业成功投资北部地区的达尔文港后，澳联邦政府很快收回了州和地区政府对外国投资基础设施的审批权，要求“所有关键基础设施（无论金额大小）都需经澳大利亚外资审查委员会（FIRB）审查”。

此外，“为管理复杂其不断变化的国家安全风险”，澳大利亚还任命前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和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局长艾大伟为FIRB主席，并设立“关键基础设施中心”，以“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免受敌意破坏”。以澳外资政策调整为风向标，中国在澳投资屡屡遇阻，并成为影响中澳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对华“贪婪与恐惧”

前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曾将澳大利亚对华态度描述为“贪婪与恐惧”，而这一形容用于澳大利亚对中资的态度更是再贴切不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英日等传统投资来源国对澳投资下滑，中国作为后来者异军突起，极大改变了澳大利亚长期以来的外资格局。对此，澳心态复杂，一方面希望搭乘中国经济增长的快车，利用中国的资金、技术、市场，助力其经济多元化转型；另一方面却又对中国这一“后来者”多有不适，除政治经济体制、语言文化、商业习惯等的差异外，最根本的不适则源于深层的安全认知的差异。

21世纪之前，澳大利亚的主要投资来源国均为澳大利亚盟友或“准盟友”。进入21世纪，澳大利亚则首次面临最大贸易伙伴、主要投资来源国（中国）为其战略盟友（美国）的竞争对手的挑战。

在地区安全环境复杂、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澳大利亚“选边”倾向日益明显，对中国投资的安全担忧也随之陡升，这在“直接关涉国家安全”的关键基础设施领域表现尤甚。早在2012年澳大利亚就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华为参与其国家宽带网络计划，此次禁止华为参与其5G建设亦在“情理之中”。而在此之前，澳大利亚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中国国家电网的多项投资。

中澳关系回暖在路上

回顾澳漫长外资史，其外资政策历来是追求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动态平衡。而如今这一天平显然已经失衡，其副作用也日益显现：正是由于以冷战思维站队，过度强调安全威胁，澳才会与最大贸易伙伴、主要投资来源国中国渐行渐远；正是由于发展经济不力，选民不满，澳政坛近十年来才会屡屡换相，执政根基不稳。当前全球保护主义盛行、多边体系为基础的世界市场开放体系正面临严峻挑战，于外向型经济体澳大利亚而言，“发展”已经成为其“最大的安全”。

对国家而言，双边关系起起伏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此当作理所当然；对一国领导人而言，政策反复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及时纠偏。尽管中澳关系过去一年多来历经波折，但令人欣慰的是，自今年5月澳贸易部长恰博访华以来，澳方已多次向中国释放善意，中方也期待双边关系尽快重回正轨。当前中澳关系仍徘徊在十字路口，新组建的莫里森政府能否表现出更强的纠偏能力，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南太平洋研究室主任，文章转自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