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需要简要回顾一下与国际格局变动有关的大事：

1978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推出联华制苏战略。

1989年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第一次海湾战争开始，美国推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1992年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1993年，欧共体升级为欧盟。美国欢庆“单极世界”。

1997年，邓小平去世，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1998年，中美致力建设战略伙伴关系。

1999年，G20成立。欧元试运行。

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成立。911事件。

2005年，美国建议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方。

2006年，胡锦涛主席正式访美。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

2007年，欧盟《里斯本条约》签署。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首次G20峰会举办。

2009年，首次金砖合作峰会召开。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成立。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哥本哈根谈判未果。

2011年，奥巴马政府正式推动“转向亚洲”（亚洲再平衡）战略。

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奥巴马政府指责中国免费搭车（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反对中国书写国际规则。

2013年，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国际倡议。

2015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联合国通过可持续发展2030年全球议程，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巴黎会议达成协议。

2016年，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

2017，特朗普政府上台。中国共产党十九大。

2018，全球贸易战爆发。

特朗普开始国际格局转换？

我们现在还不确定，美国的特朗普政府是否将是国际秩序进入新时代的主要标志之一。如果是的话，从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的40年，我们可能经历了至少两次重大的国际格局的转变。第一次是从冷战结束前（类似“博士前”）到冷战结束后（类似“博士后”）；第二次则是美国从“唯一超级大国”或者“单极世界”的幻觉中“觉醒”（已故布热津斯基曾谈论过世界政治的觉醒，但不包括美国的自我觉醒。这里，我认为，美国政治觉醒了，美国对世界的看法可能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如同基辛格说的那样，“特朗普可能会成为结束时代强力推进脱下旧日伪装的人物之一”），对全球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政策和行动，现有国际秩序正在受到美国政策改变的持续冲击。

但是，以往的格局转换，都有非常明确的目标。这次，特朗普的美国只是有选择地退出一些现存的代表国际秩序的国际组织，并没有明确地说要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这与冷战刚结束时老布什宣布要建立世界新秩序——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以及奥巴马要写新的国际规则（防止中国写国际规则），以确保“美国主导世界一百年”不变，不一样。

按照常理，特朗普政府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包括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的巩固，或者失而复得（美国的这一全球主导地位并未丧失，所以谈不上失而复得）。但是，特朗普政府显然认为，美国维持其全球主导地位的代价很高，让美国的盟国和利益攸关方占尽便宜。所以，特朗普上来就先算账，然后全球征税，包括与美国做生意的国家要多给美国纳关税（假如不愿意，报复美国，美国则升级或者扩大“贸易战”），以及要北约盟国或者东亚盟国承担更多的防务费。东亚盟国，包括日本、韩国等没有问题，但欧洲盟国和加拿大等则一脸不高兴。

再强调一下，特朗普只是向全球征税，尤其是向中国和欧盟征税，并没有说要终结现有的世界秩序，更谈不上提供一种替代性的世界秩序。尽管如此，介于特朗普上台前后发生了世界秩序的危机（多位美国资深的外交家，例如理查德.哈斯认为自由秩序已经名存实亡），更是鉴于特朗普政府不是延续或者加强以往的“美国的世界秩序”（American World Order），鉴于特朗普政府可能不是暂时现象而是可能将连续执政到2024年，本文还是坚持认为，特朗普冲击代表着过去40年最大的国际格局转换。

国际格局变革中的中国

过去的40年的国际格局改变，中国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第一段国际格局转换中，中国主动开放或者中国被纳入现有世界秩序，都使得中国因素太重要了以致于无法轻描淡写。

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可能是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冷战的关键岁月，尽管中苏关系破裂，但是，中国并未倒向美国。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想利用中苏破裂，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中美在战略上合作对付苏联的格局奠定，但是并未完全落实。只有到了1978年底，中美在行政层面建交，“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才付诸行动，成为对苏联在1978年入侵阿富汗的最主要国际战略反应。

从2016年以来的全球格局转换，中国是主要的对象和焦点之一（另一个是欧盟）。这次转换的主题是“去全球化”。英国全民公投脱离欧盟。欧盟是过去40年世界秩序的一大特征，有不少世界性的地区（包括东南亚甚至东亚、非洲、南美等），都模仿欧盟搞地区一体化。全球化在地区层次上就是诸如欧盟那样的一体化。脱欧在英国被叫做“去全球化”的典型案例。

特朗普，及其竞选集团把美国国内不平等的根源，追溯和归咎于全球化了的中国（全球的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如墨西哥），成功地说服了美国民众选择了特朗普。人们应该还记得特朗普在竞选中经常连说数个“China”吧。那是一个成功的竞选策略。而特朗普的战略（精神）军师班农则说的更清楚，“美国与中国展开经济战争”。有人直到现在可能还是不明白特朗普政府为什么要与中国和欧盟展开贸易战，因为不了解特朗普政府背后通俗易懂、能把握美国选民的“经济民族主义”。中国越是强调支持自由贸易、支持全球化，就越对特朗普巩固其国内政治基础有好处，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就越是紧张。这一看似的不可能的恶性循环是过去两年的现实。

国际格局因何转换？

过去两次国际格局大变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相似地方：都是国内秩序、国内治理出了问题，然后导致国际格局或者世界秩序发生改变。苏联解体不是美国打败的，尽管一度美国有人把苏联解体看作是冷战的美国胜利。“通俄门”仍然在闹，但是，特朗普不是俄罗斯送来的。

也就是说，大国的兴起与衰落仍然是国际格局转换的主要原因。本文当然不是说美国也要步苏联后尘，走向某种终结，而是说，特朗普的振兴美国说，是美国人自己承认美国并非仍然处于“单极世界”的巅峰，而是遭遇各种挑战，需要新的战略再现昨日辉煌。

在这两次国际格局转换中，自由的国际秩序强烈起伏。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与中国特别有关的。自由的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以联合国和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代表的国际秩序的灵魂或者核心。由于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自由的国际秩序获得新生，并且终于实现了其“初心”。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自由的国际秩序却在今天终于半死不活，原因不是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民族主义，而是墙倒众人推，自由的国际秩序成为全球化的罪过或阴暗面的替罪羊。中国目前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支持，有助于自由的国际秩序的延续。

自由的国际秩序的兴衰也从全球治理的起伏中看出来。

冷战刚结束时，人们都认为“全球问题，全球解决”，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诞生了。

但是，今天，由于惯常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全球问题并没有得到全球解决，于是人们再次寻求国家（国内）解决，全球治理陷入短缺和危机。在全球治理的困难时刻，中国宣布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这一说法，中国自己的解释是为全球治理做更大更多的中国贡献，但是，其他的反应则非常复杂。其中一种反应：“中国方案”可能使全球治理变得更加多元、异质，而更有极端的反应认为，“中国方案”将使全球治理变成中国治理世界。

两次国际格局转换的另一特点是全球化与去（逆、反）全球化，或者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较量和此消彼长。

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为代表，英美驱动的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已经产生了后来被学者和媒体概括为“全球化”的后果或者成果。冷战后英美领导人，即英国首相布莱尔和美国总统克林顿，甚至绝对地说，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全球化不可避免”论一直延续到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长达20多年。此后，“全球化不可避免”论在英美几乎消停，而“去全球化”、“公平贸易”等则逐渐占据上风。主张“全球化不可避免”的一般叫做全球主义者，而主张“去全球化”的一般叫做“民族主义者”。从18世纪以来，民族主义有时沉寂、低潮，但是从未退出历史舞台，即使在欧洲联盟时代，欧洲仍然存在民族主义。

国际格局的未来路径

最后，本文要提问的是：国际格局的未来？这个十分不好说，我们只能用“场景”或者“情景”分析来“预测”：

第一种情况，全球冲突。全球冲突，不仅是现在的包括“贸易战”在内的经济战，而且是冷战刚一结束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预言的“文明之间的冲撞”，所以，是复合的大冲突，带着全球化和21世纪的特征。

第二种情况，全球协和。为避免在21世纪更加惨烈的冲突，汲取19世纪的方案，在各国，包括美国重回民族主义的情况下，建立全球协和（global concert of powers）。全球协和可以在已有的联合国安理会、G20等会议机制的基础上产生，成为国际合作的共同或者公共权威，确保世界和平不因为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如目前的“贸易战”）而中断。全球协和的最终目标是全球联盟（global union），而历史上的欧洲协调和当代的欧盟，为全球联盟提供了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模式。

第三种情况，多元的全球治理（pluralized global governance）。在自由国际秩序之后，为了获得必要的新的世界秩序，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等日益加入和日益被接受，或者有条件被接受。多元的全球治理内部是充满冲突的。目前，G20类似于多元的全球治理，其组成有三：G7（尽管美国特朗普政府在G7中不是很合作）、金砖（Brics，这一机制使俄罗斯不再加入G7成为G8），和中等国家（middle powers）集团（有的国家横跨G7和Brics）。从长期看，多元的全球治理更符合全球治理——集体解决全球公共问题的初衷。

第四种情况，地区化的世界。继欧盟之后，亚洲地区目前已经有东盟这样的以“地区共同体”为目标的地区合作。在东北亚，一直有根据地区共同体或者地区主义构建中日韩三方合作的各种方案。如果朝美关系取得建设性进展，东北亚新的地区秩序将有助于东亚（东南亚+东北亚）的合作。特朗普政府不仅要重构与欧盟，而且与北约的关系表明，美国与其在太平洋的最大盟国日本以及韩国的关系也在发生类似的变动，这就为亚洲国家之间的地区化终于扫清了美国的障碍。

两次大转换对中国的意义

过去40年国际格局的两次大转换，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第一，1978年中国新的内政和外交决策，有当时最严峻的国际环境，那就是依然高度紧张的对苏关系，但是也有最好的国际环境——中美关系改善。这为以后逐步明确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对象奠定了基础。中国的对外开放具有改变中国格局和改变世界格局的意义。与1978年惊人地不似，2018年，中美关系的恶化已经越过美国学者兰普顿说的“临界点”。双边贸易关系的恶化是转折性的。“贸易战”正在导致中美关系的基础坍塌。目前美国的“去全球化”政策并非不要自由贸易或者全球化，而是挟霸权以令诸国，“重谈”美国与世界的贸易关系。这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并非易事。做的好，“贸易战”成为中国已经宣布的“要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历史契机；搞得不好，管理中美恶性循环失败，中美已经形成的全球化局面进一步“被去除”，甚至诸如“修昔底德陷阱”等警示性预言不幸“自我实现”。

第二，过去40年，基本事实之一是，中国从参加国际组织（20世纪末）到接受全球治理（21世纪初）。这种参与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变成现有世界秩序一部分的最大获得。但是，这40年期间，中国还不是美国那样的治理全球者，即世界秩序的塑造者（ordering power）。40年后的今天，尽管在拥有国际实力上中国已经被认为是“世界大国”之一，中国也被国际上认为是足以与美国匹敌的新的世界秩序的塑造者。然而，实际上，中国更加需要的，不是颠覆现有的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而是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道改进、改革、完善好现有的世界秩序。尤其是，中国解决好自身的问题，已经是对在现有世界秩序下的全球治理的最大贡献之一。中国当然要帮助别人解决好他们的问题，帮助应对人类共同的挑战，但是，中国要小心的是，在承担越来越大的全球治理责任的时候，避免被别人误解，好心办坏事。

第三，在与美国的关系40年后，全球化的中国要回归亚洲，在亚洲以及西太平洋用心用力，在地区与跨地区合作方面发挥中国的领导作用。

第四，如果真的在“规则为基础”或者“加强多边主义”方面与欧盟有共同迫切的共识和利益，特朗普政府与现有多边体制的冲突，正好为加强中欧合作提供了契机。欧盟面对着不进则退的挑战。中欧合作还是能够支持“没有美国”（即因为美国退出或者美国不参与）的多边合作的继续。目前，中欧在WTO的未来（WTO的现代化）上要真诚合作，中国要放低身段，通过新的WTO规则促进下一个40年的国内经济改革和经济升级。

最后，我们看到，每次国际格局大大变动，都显示了中国与非洲、拉美等关系的重要性。在美国等“去全球化”下，中国与非洲、中国与拉美等之间关系的加强有助于全球的再平衡。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文章转自《华夏时报》，2018-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