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冲突还是中美贸易战来定义当前的中美经贸关系，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中美经贸关系变得很紧张、很严峻。无论学者还是官方是否同意使用中美贸易战这个说法，用它来描述当前严峻的中美经贸关系，将极大降低大家的理解障碍从而降低相互交流的成本。事实上，早在今年3月美国对华301调查报告公布并宣布将基于此推出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时，笔者就撰文指出，在此背景下，再讨论中美是否会爆发贸易战意义不大，因为中美贸易战已经打响，需要讨论的是未来中美贸易战的强度。现在看来，笔者仍然坚持原来的判断。现在中美双方征税清单落地只不过意味双方不再只是放空枪，而是已经开始冲锋。中美贸易战打到现在这个地步，颇有愈演愈烈之势，举世关注。大家最关注的话题无非是：中美贸易战将走向何方？其影响如何？

由美国三大政策调整叠加而导致

判断中美贸易战的未来走势是最受关注的话题，对其预测也充满风险。但笔者愿意尝试做一个分析，多着墨于此问题。关于该问题，无外乎两个子问题：贸易战将持续多久？烈度会有多大？

中美贸易战的起因很明确：美国挑起、中国反制，源于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开始变得强硬，而非中国调整对美经贸政策。美国挑起贸易战源于自身的诉求得不到满足，试图用强硬的手段施压中国。美国的诉求，其实绝大多数都是美国一直拥有的诉求，只不过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要价更高、耐心更少。因此，分析中美贸易战的持续期就是分析美国对华经贸强硬的态势将持续多久，接下来就需要找到美国对华经贸强硬的原因。如果影响美国对华经贸强硬的因素不变，则中美贸易战将持续；如果因素发生变化或不确定，则中美贸易战难以持续。

笔者认为，美国三大政策调整叠加导致了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政策的强硬姿态。目前在分析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政策强硬的原因时，通常只强调某一方面，即美国贸易政策或对华政策的调整。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政策强硬并非单纯地源于其调整了贸易政策，抑或调整了对华政策，而是其贸易政策、对华政策、经济政策等三大政策同时调整的结果。

美国贸易政策调整，是由小布什总统时期的推进多边贸易自由化，过渡到奥巴马总统时期的区域贸易自由化，再到如今的迫使对方实行贸易自由化。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逐步从原来的重视贸易带来的绝对收益转变到现在的重视相对收益，越来越看到贸易带来的不利之处。特朗普政府考虑的是相对福利，即美国福利提升和外国福利提升的相对值。比如，特朗普认为中国入世后获得巨大收益，美国的收益却没那么大，从而相对中国而言，美国“损失”了。这种转变导致特朗普政府对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兴趣下降，注重迫使对方实行贸易自由化换取自身相对福利的提升。这体现在其“自由、公平、对等”的贸易理念中。

美国对华政策调整越来越倾向于限制中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开始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政治、军事、经济等各层面均向亚太地区倾斜。美国“亚太再平衡”的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中国。在贸易领域，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的高标准性质明显具有客观上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意图。美国各界对华态度逐渐达成一致，即越来越倾向于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并限制中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则更加明晰。在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明确将中国和俄罗斯并列作为其竞争对手。

美国经济政策调整是将削减贸易逆差重新作为重要施政目标。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曾将削减贸易逆差作为重要的施政目标，日本作为当时对美贸易差额的主要国家，成为其针对的对象。美国成功迫使日本降低了对美贸易差额。而之后的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则没有将削减贸易逆差作为其重要的施政目标。特朗普上台后，又重新将削减贸易逆差作为其重要的施政目标。特朗普在经济领域的减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实施贸易保护等措施均为了削减贸易逆差。特朗普还明确希望中国短期内能削减10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并于2020年前削减2000亿美元贸易顺差。

美国的贸易政策、对华政策、经济政策三大政策的同时调整导致了对中国强硬的经贸政策，仅仅调整其中任何两项都不会导致该政策的出现。比如，奥巴马仅仅调整了贸易政策和对华政策而未调整经济政策，美国没有在对华经贸政策上表现出像今天这样的强硬姿态，而是利用TPP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TTIP）等对中国进行战略上的限制。与此同时，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还在继续。如果特朗普仅仅是调整对华政策和经济政策（将削减贸易逆差作为重要经济政策目标）而不调整贸易政策，则美国不会退出TPP、重谈NAFTA，也不会对其盟友征收关税，而且对中国的要价不会那么多、那么高，自然对中国经贸政策也不会如此强硬。如果美国仅仅调整贸易政策和将削减贸易逆差作为重要经贸政策目标，则美国的策略应该是和中国进行谈判，限制中国对美国具有出口优势的产品，而非拿知识产权、“中国制造2025”等作为限制的对象。

笔者认为，特朗普在总统任期内不太可能改变其三大政策，因此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强硬的态势在特朗普任期内也不太可能发生改变。一旦如此，中美就不太可能通过谈判完全化解贸易战，中美贸易战就会持续下去，只不过烈度可能会有变化。那么，换个新总统，美国的三大政策是否会有所调整或改变呢？从贸易政策来看，特朗普政府放弃推进区域贸易协定，致力于通过双边谈判迫使对方让步，未必符合美国利益。不断推出得罪盟友的措施更是让特朗普政府成为众矢之的。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调整存在超调行为，未来新总统上台应该会矫正这一超调行为。从对华政策来看，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不会以总统更换为转移。未来美国会持续将限制中国作为对华政策基调，不会轻易改变。奥巴马政府时期逐步形成的对华政策会一直延续下去。从经济政策来看，美国为维护其自身美元国际货币地位需要输出美元，必然要维持贸易逆差。加之不同的总统其经济政策有较大的变动性，未来的新总统是否会将消减贸易逆差作为其施政目标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从三大政策调整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特朗普之后的新总统将不会像特朗普这样表现出对华经贸政策的强硬姿态，中美贸易战将仅限于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

那么，在特朗普任期内，中美贸易战的烈度会如何演化呢？即烈度的演进是线性上升、线性下降、抑或是非线性地时好时坏呢？今年以来的中美贸易关系演进态势表明，中美经贸关系越来越趋于紧张。美国目前已将对中国加征关税的产品金额提升到2000亿美元，相信中国会有相应的反制措施。从特朗普政府的行事风格来看，2000亿美元落地的可能性依然很大，但是金额可能会下降。这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一段时期内，中美贸易战还会升级，但此后的走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美国的中期选举是一个时间节点。如果中期选举后，美国国内因贸易战而导致的相关受损方对特朗普政府施压，特朗普调整施政重点，则中美之间仍然存在通过谈判缓解中美贸易战的可能。但即便在短期内得到缓解，未来中美之间贸易冲突仍会不断，即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中美之间通过谈判一劳永逸地恢复到特朗普上任之前的经贸关系已不太可能了。况且，中期选举后中美贸易战升级的可能性也不小，结果是，美国又推出新的加征关税措施，中国继续反制。

最终等中美之间互相对彼此的进口加征关税的“名额”用完，即对所有的进口商品都加征了关税，中美贸易战如果再继续升级，只能是扩展到投资领域，升级为中美贸易投资战。双方在投资领域均施加对来自对方投资的限制，设置投资壁垒、提升投资成本。这种可能性并不小。而且，美国很擅长使用通过对中国企业投资加强审查进行限制的方法。美国正在推动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改革就是，为增强“国家安全”加大对外国收购公司的关注，并重点审查支持全球恐怖主义的国家，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等“值得关心的国家”。

但是，中美贸易战升级到金融领域的可能性很小，即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涵盖贸易、投资、金融领域的全面经济战，毕竟双方都承受不起全面经济战带来的不利后果。特朗普再疯狂，也不至于在金融领域对中国施加限制。那样做，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关系将转变成类似美俄之间的关系。美国同时对俄罗斯和中国下手，这会让美国力不从心。

总之，从中美贸易战的烈度来看，美国的中期选举是一个时间节点，中美贸易战升级或缓解的可能性均存在，并且存在扩展到投资领域的可能。但中美贸易战升级到金融领域的可能性很小，双方都承受不起全面经济战带来的恶果。

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很难量化分析

关于中美贸易战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影响双方的贸易，但由于彼此贸易只占双方总贸易的一部分，对双方总贸易的影响将在可控范围内。其次受关注的是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以及相伴随的就业损失。国内外有不少基于经济学层面的模拟分析。总结起来看，只要双方将贸易战局限在加征关税的范畴，即便双方对彼此所有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对双方GDP的影响也都很有限。

但上述影响都是基于经济学模型的分析，是易于分析的。中美贸易战的很多影响事实上很难量化分析。第一，由于不确定性带来的经济层面的影响。不确定性来自多方面，比如中美贸易战给双方金融市场带来负面影响，导致出现金融问题，从而引发较大范围经济的负面影响。又比如，中美贸易战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反作用于中美两国经济。第二，中美贸易战给双方认知带来的影响和改变。对于中国来说，通过此次贸易战有关方面意识到中国未来要面临更严峻的外部环境，需要调整对中美关系的认识，提升业务能力，更专业地应对美国的指责和制裁，意识到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也需要普及贸易知识，调整对美国的看法；对于企业而言，需要重新评估在美国市场做贸易、投资的风险。对于美国来说，也需要相应调整对中国的认识。第三，中美贸易战给双方关系带来影响。贸易领域的紧张关系必然也会影响到双方的政治关系。对双方来说，都会重新评估彼此的关系。

日美贸易摩擦对中美贸易战的启示

讨论中美贸易战，如果回溯历史，提到最多的是日美贸易摩擦史，另一个则是大萧条时期美国“以邻为壑”的加征关税行为。但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美国的贸易保护仅源自于自身贸易政策调整，而不涉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可借鉴性有限。从技术层面来讲，在大萧条时期，美国只是单纯地降低自身的贸易开放度。其后的日美贸易摩擦则仅来自美国将削减贸易逆差作为政策目标，并未调整与日本的关系，也未调整自身整体的贸易政策，没有四面树敌。

日美贸易摩擦和今日的中美贸易战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第一，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不同。日美存在同盟关系，美国并未将日本作为竞争对手，只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限制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当前的中美关系则明显更为复杂。第二，日本并未做明显的反制。当时的日本考虑到对日美关系的维护，并未进行坚决反制，主要是尽量满足美方要价，对自身行为做出约束和改变。中国则进行了坚决的反制。第三，当时日本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当前的中国。日美贸易摩擦起源于日本许多高端产品对美国市场和企业的冲击，是日本的优势产业太强。但今日的贸易战，并非由于中国高端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相反，是由于中国要发展自身并不具有优势的高端产品。

因此，日美贸易摩擦的可借鉴性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即美国当时对日本出台了哪些限制措施，对日本的影响如何。除此之外，很难找到日美贸易摩擦对今日中美贸易战的借鉴作用。由此，此次中美贸易战将考验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历史能告诉我们的有限，只能靠自己去摸索应对。

总结起来，中美贸易战很可能是特朗普时代独有的符号，未来新总统上任，尽管中美经贸关系也可能不顺利，但不会像特朗普时代这么紧张。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能模拟出来的结果都说明对双方影响不大，但是真正的无法模拟的影响则很多。如果我们想通过历史来透视此次中美贸易战，就会发现，日美贸易摩擦可借鉴的很有限。中美贸易战，可以说是对中国应对能力的一场考验。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18年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