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和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西方人士对中美关系出现的变化表达出不安和忧虑：中国是否会取代美国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导者？中国是否会用武力的方式颠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作为崛起国的中国与作为守成国的美国，是否会陷入大国政治的悲剧，即陷入战争？这些忧虑实际上反映出，前些年的“权力转移论”正在演化为中国崛起进程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说法。不过，从本质上来看，“权力转移论”与“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同。

权力转移理论中的“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由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于2012年提出，源自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论述的内容。在修昔底德看来，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是当时希腊的守成者，而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是希腊的崛起者。他认为，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引发的斯巴达的恐惧导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在此之前，美国学者奥根斯基(A.F.Kenneth Organski)1958年提出了“权力转移理论”。他认为，“在现有的国际秩序完全确立，完成了利益分配之后积累了足够实力”的那些强大而不满的国家，较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的挑战者。由于主导国不肯出让更多的利益，挑战国便试图通过自身快速增长的、与主导国匹敌甚至赶超主导国的实力，改变原有体系的秩序、原则，谋求在体系中更符合自身实力的地位，以便享有它们认为应得的特权。挑战国挑战原有体系的成功，意味着权力由一国向另一国过渡，标志着一个新秩序的开启。这个观点后来被人称为权力转移理论，而艾利森随后演绎的“修昔底德陷阱”不过是权力转移理论的一个案例。

根据奥根斯基的观点，大国之间能力的再分配会导致国际局势不稳定，甚至引发大国之间的战争。战争大致会在以下三种情形下爆发：一是权力转移时原来的主导国会对挑战国发动预防性战争；二是当挑战国崛起到一定程度，原有国际体系已不能再为其崛起提供新的环境支持和制度收益时，它们将动用武力打破原有的国际体系，来获得更大的收益；三是在权力转移临界点上，原有的主导国和挑战国都想成为新的力量格局中的主导者而爆发争夺霸权的战争。艾利森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大致是在这三种情况之内。

“修昔底德陷阱”对中国是伪命题

然而，中国的情况根本就不在其中。第一，中国不是作为挑战者的崛起国，而是主动融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中的崛起国。

第二，对于国际体系，中国不仅仅是参与者，而且还是一个积极的建设者。虽然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存在严重的问题，但中国如果不融入其中，就很难推进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因此，为了实施对外开放战略，中国先是逐渐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之中，然后在自我能力范围之内推进国际体系的改革。中国的崛起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获得了巨大收益，但也由于中国不断推进国际体系的改革，从而使得中国不断从这个国际体系中获得制度性收益。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一直主张要维护既有的国际体系，从来没有主张要推翻既有的国际体系。此外，不仅中国在既有国际体系中持久收益，其他新兴国家也在既有国际体系中获得可持续性的收益。中国与所有新兴国家一道，在维护既有国际体系的前提下，推进全球治理的改革。

第三，中国崛起是事实，美国相对衰落也是事实，但双方并没有发展到权力转移的临界点。虽然中国已经在经济规模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的经济质量依然不高。特别是与美国相比，中国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与美国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包括国家创新力、科技实力等。此外，即便中国与美国已经处于权力转移的临界点，中国也不会去做世界霸主，相反，中国愿意以国家能力为基础，为世界承担更多责任。实际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反哺”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发展倡议。

将中美关系与雅斯关系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关系差异巨大：第一，中国不称霸，不推行霸权主义，不是雅典这样的崛起国，崛起是为了构筑自己的霸权地位。第二，中美关系已经是相互依存度非常高的双边关系，不仅在利益上而且在战略上，美国依然是主导国，但美国解决大部分全球性问题都需要中国的配合和帮助。第三，中美关系是对世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双边关系，没有第三种力量能够改变中美关系的实质，这同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有着根本性区别。鉴于此，绝不能把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进行简单的比较，更不能将“修昔底德陷阱”附在中国身上，这种做法显然是犯了严重的知识性错误。

中国崛起应持“中国视角”

虽然有学者统计过，自1500年以来，在15次大国权力转移中，有11次是因为陷入安全困境而开始，并以战争的形式解决问题的。然而，国际关系史是考察西方大国成长的历史，缺乏对中国大国成长历史的考察。问题是，历史上，中国大国的成长往往取决于内部。

伯罗奔尼撒战争大约发生在中国春秋战国的过渡时期。当时，诸侯国的兴衰不是由外部因素，而是由内部因素决定的。春秋时期，最早称雄于各诸侯的是郑国。到战国时期，七国实力此消彼长，但最终的结局是六国灭亡，秦国一统天下。六国何以亡？苏洵就指出：“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实际上，六国是为了各自执政集团的既得利益贿赂秦国而亡。秦国统一中国以后，秦始皇本以为可以开万世之伟业，可没有想到，在秦二世继位不久，便“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总结得最为经典的当属杜牧。他在《阿房宫赋》中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因此，内部问题解决不好才是真正的困惑和陷阱。

当代中国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是否意味着中国崛起进程中没有任何困惑？其实不然。首先，过去40年，中国的发展虽然迅速，崛起的速度非常快，在新的发展中又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因此，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其次，中国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现象，既有城乡二元现象，也有地区二元现象，甚至在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发展方面也存在二元现象。因此，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方法是发展。再次，中国的发展质量不高，也是长期来困扰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崛起进程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的大国成长进程要具有高质量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的是解决内部问题。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文章转自海外网）